很多时候我们打电话聊到很晚。聊到林莫夕降低了声音，自己移步到了走廊。直到迎着尽头的窗轻拂来的晚风，直到空荡幽旷的道路熄灭了灯。多幸运，每天晚上有一个朋友共消寂愁，还是异性。毕竟某些话题不能和男性友人畅谈，毕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别扭。
想起当年隔三差五在QQ空间里发表的说说，连很久之后的回望都甚觉造作矫揉。自己终于能体会别人当时的观感，可那又能怎么样呢？青少年时期满脑子的躁动与焦疑，毫无保留地宣泄在这方小小净土。或多或少想要给在乎的人展示，或是希望有人揭开以文字作粉饰的外衣，真正地了解我的内心。
然而再没有这样的发泄之地了。从空间转到朋友圈，理论上抵挡了绝大多数的陌生入侵因素。自己却不再打字，一定要一抒胸臆的话就只配一张图片。朋友圈在我这里与以前的社媒相比，似乎缺少了一些同龄人或者说同道中人的适当认同与包容。
躺在朋友圈里的相对不熟又较少交际的那些人又不能完全屏蔽，却总感觉对他们表露真情实感着实有些尴尬和窘涩，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渗透出矫情来。最最重要的是，拐弯抹角透着思念和牵挂的表达想要展示给那个人看，却已然看不见了。
不过打电话的时候，家乡话派上了大用场。因为不愿别人听及通话的内容。不仅是顾及隐私，更是担心自己忍不住夸大其词地吹牛。仅可通过一人的座椅背后，是另一室友牛哥。他每晚和女朋友语音聊天的家乡话，全景立体声地在寝室的四壁内环绕，但在我和阿峰面前无疑裸奔。
阿峰来自义乌，他的家乡话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我军当作加密语言立了大功的。在我再三的恳切下，南安话说得夹生的林莫夕才终于同意使用方言。这样多好，天然的隐私保护。
牛哥对我通电话的语言往往是一头雾水：“你确定你和金力起还有苏笛是同一个省的？”
“那还有假。”
“怎么你们说的方言一听就不是同一种呢？”
“他们省北的，我们南方的，当然不同。”
“我们全省都说着差不多的方言，也就是你们听得懂的河北话。”
“别说一个省，就我们县来说，每个乡镇的方言都有所差别。只你一开口，人家都能立马知道你来自哪个镇。”
盛情难却下，牛哥和阿峰都答应了来我们县城的邀约，这是后话。当下亟待解决是呜呜作响的生活费不足的警报。学期伊始购买的摩托车、衣物鞋履，以及和林莫夕见面的那几次，再加上大手大脚的开销，不得不提前面对向家里伸手要钱的难题。这不是要不要得到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脸的问题。
我只好省吃俭用，熬到除去厚厚一叠的角票，掏空全身只有一张二十元大钞。收藏纸质角票倒不是什么特殊癖好，而是当地的硬币毫无用处。找剩的一块五毛还所谓，最烦的还是一毛一毛的纸币已然非常少见。对此本地人解释是携带方便和不易遗失。
怀揣全部身家，骑着心爱的摩托“突突突”地载着同班好友柳凡令前往市区。自五一在回校的列车上巧遇之后，发现彼此很多方面一拍即合，柳凡令便一跃而成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好到连摩托车钥匙都分了他一把。
出发前的计划是头发剪完再蹭柳凡令一顿晚饭。没想到他更过分，居然连理发都想蹭我的。虽然林荫小道能暂蔽毒辣的暴晒，但烦恼丝依旧是要剪短的。
我便交底道：“我兜里只有二十块钱，剪头发嘛只够一个人，吃沙县的话倒是够两个人。怎么说，你是眼巴巴地观看我一个人剪头发呢还是一起吃个沙县就回去？”
“我也不知道。”后座昂首迎着风的柳凡令，斑驳的阳光倾洒在他的墨镜上，显示出一副比我还更为坦荡的模样。果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犹豫间扫了一眼路边大红又大黄的广告牌，刹车的同时用胳膊肘捅了捅柳凡令大腿：“要不进去碰碰运气？”
“这个可以有。”他挑下墨镜一角一瞥，凌厉地跳下车。
进入摆有若干红色塑料凳和几方贴墙小木桌的店铺其中，有如被四周连成红线的各种走势图审视着。换做古代还以为是闯进了哪个挂满星象图的阁楼。但我没有心思研究难懂的天象和不太可能发生的奇迹，开口便直奔主题：“老板，有没有刮刮乐！”
“有啊，二十块一张，你要几张？”
“这么贵！”心里随即泛起了嘀咕，毕竟每年在县里中心广场举办的摸奖活动，奖票才两块钱一张。但我“一张就行”的笃定喊声，是故意透露着必中的决心。其实故作声势只是盖住囊中的羞涩而已。大不了空手而归再蹭其他同学的晚饭。身侧的柳凡令同样坚定紧盯被我紧攥在手，散发着圣光一样的刮刮彩，完全与我统一了决心。
回校的坦途，星光银银下的习习晚风，一路追绕着我和柳凡令裸露的每一寸肌肤。尤其被抚摸过的头顶更是一阵清爽。果真天无绝人之路，二十块钱经过一张彩色卡纸地施法，迅速成长了二十倍。不仅阔绰地解决了俩人的理发问题，还能饱餐一顿肯德基。甚至回程都换了人骑，毕竟自己要努力护携购回的一大包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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