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呐，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我十七岁那年，剪了个板寸头，特别热衷校哔的上衣，就是那种绿色的，很规整很沉的哔叽布料，做成的类似人民服的那种上衣。带衬里，衣扣是那种金色的麦穗五角星。敞着怀，双手插着裤兜，穿一双军勾，走到哪，都横晃那种。仿佛我就是那个冲在战场上的老兵，看谁都像是端着枪的敌人，随时随地保持着战斗阵型，时刻准备上去一电炮撂倒一堆人。
三姥爷一直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在我终日碌碌无为的生活中，受人欺负，摆平小地痞的日子里，我第一个就会想起三姥爷。摇人，我也是第一个也会想到他。似乎有了三姥爷的庇护，我才能在满是刀锋的世界里才能站得住脚。也许在我年轻的头脑里，世界是需要通过拳头来进行征服的，而不是文化或者技术其他什么。
我混世魔王的生活似乎没有影响到学习，只要稍微有一点退步，父母或者家里亲属都会迁怒于三姥爷，尤其是我母亲第一个跳出来，大声地训斥，“又是三叔，从小都不带孩子好，处处打打杀杀，将来有什么出息，还想文革那一套啊。”
三姥爷倒是胸怀坦荡，遇到这事也总是不生气，笑眯眯地说，“大侄女啊，男孩子总得有点男孩子样，如果不爷们将来不会站住脚。”
三姥姥总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怼他一句，“你倒是挺爷们，没见得你在厂子里怎么立住脚，不还是个车间工人，连个车间主任都没混上。”
三姥爷说，“主任有个屁用，有点啥摆不平的事也得找我出手，不找我车间里他能玩得转？我让那几个哥们都歇菜。”
三姥姥说，“别提你那几个虎逼哥们，全是酒肉朋友，一到关键时刻，跑的比兔子都快。”
他们也在这样的吵吵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则在按部就班的上学、放学、打抱不平的一天天长大。当我在外面饥肠挂肚，风尘仆仆的想找个地方填饱肚子，歇一会儿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三姥爷家。在那一大堆平房的胡同里，左转右转，我高喊着，“我饿了，还有饭吗？三姥爷。”三姥爷家似乎永远是我内心深处温暖的存在，不用做作业、不用干活，衣服和书包随处都可以乱放，甚至还可以偷偷地喝点小酒。时至今日，我都时常怀疑，我的酒量就与三姥爷家里偷喝酒有关。在我还不知道酒精可以麻倒一大堆人的日子里，三姥爷总是笑眯眯地端起小酒盅，“孙子啊，尝一口，省着将来喝酒让人撂倒。”
如今的我似乎对酒精早已麻木，酒精已经变成了社会交往的工具，永远都不是我年轻时候，偷偷端起三姥爷的小瓷酒盅，抿上一口火辣火辣的大老散，那种带着酒精的回忆，像我脸上的伤疤一样刻在心里。在我最爱喝酒的年纪里，每天晚上晕乎乎地找到家，远远地看到三姥爷家里还亮着灯，我扯脖子吼几声。三姥爷都会披着衣服跑过来，驾着我往楼上爬，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三姥爷说，“这小子，还真有点我年轻时的那股子暴脾气劲儿。”
按照三姥爷的设想，大约在我十八岁的年纪后，考个厂子的职工中专技校，学个电器、电焊铆然后顺利地和他混世界。似乎故事的设计者总是和他开着个玩笑，当我在沈阳最好的中学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的时候，三姥爷则正在沈阳最好的工厂里，肆无忌惮地吹着牛逼。他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他老人家将成为沈阳最早的一批下岗工人，领完属于他的最后一笔工资，就能滚多远滚多远，远离或者说被抛弃，离开他曾经热爱、又曾经自豪、又曾经无可奈何的工人之家，还有那些一起喝酒，一起抡锤子的阶级兄弟们。
而我也在三姥爷开心的放假后，顺利地完成学业。如果没有后续的一脖子操作，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地错过大学里的学生处长，我也将成为三姥爷们之中的一员，没挣上半毛钱就空俩爪子混世界。如果走到那一条平行的线上，我的世界似乎更惨，线缆厂最辉煌的时候没有赶上，就直接开滚。
三姥爷说，“我这个大外孙子，生日时辰都是十全十美，无论走到哪，都有贵人罩着。想吃啥有啥，想喝啥有啥，不愁吃，不愁穿。”三姥爷说对了一半，我现在是吃啥吃不了，喝啥都头疼，高血压外加痛风，所有喜欢的好吃的好喝的，都与我无缘。
三姥爷混世界的方式和他那帮狐朋狗友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他开过饭店、蹬倒骑驴、倒腾服装、甚至开过早餐店，有的成功，有的赔的底朝天。可是他喝酒的方式从来都没有变过，路边的烧烤摊、小吃部、抻面店，只要有光大膀子划拳的地方，总有他的身影若隐若现。当年和他一桌喝酒的，有的成为了抢劫犯，有的成为小偷和骗子，也有的成为了抓他们的警察。喝到兴头上就挨个打呼机，我都好多次成为接他的临时车夫，不过我想更重要的是，我成为他引以为自豪的对象，喝多的时候不忘把我引荐给他的那帮好哥们，“我这大外孙子，啥都懂，将来有啥事找他提我好使。”这帮老哥们又是一顿胡吃海喝，等我把三姥爷扛回家，他已经人事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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