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通捧头杀算是把州长给摸得透透的，州长更是喜笑颜开，外加上阿廖莎天使般的面孔，州长有点洋洋自得。我们聊起了安德烈大叔，又说了丽莎。州长说，你们在伊尔库茨克，在布里亚特，还有那个后贝加尔斯克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找我。我们是为了远东的发展而来的，那就是为了我而来的。
我说，那是自然，还真有个小事，不知道大领导能不能给打个电话，帮个小忙？
州长忽然一脸严肃，我为我刚才的冒失感到有点失礼，无可奈何地瞅着旁边的谢尔盖。只见谢尔盖疑惑地瞅了瞅州长，又瞅了瞅我，哈哈大笑，州长嘴边的长胡子也往上一挑，跟着也哈哈大笑，这一笑把我一下搞得莫名其妙，我端起果汁喝了一口压压惊。抬眼偷偷瞄了一下谢尔盖，谢尔盖直冲我挤眼睛，那意思是你做对了。
州长说，我就喜欢东北汉子，有事就直说，能办就办，不能办告诉你办不了。说吧，多大的芝麻事。
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来说，还真没在大官面前耍过大刀，也不知道大官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思维很简单。他们只是想办这件事符不符合某种利益，如果是，跟你是不是熟人有个屁的关系，恰恰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把后贝加尔斯克的那车皮被卡的事，一五一十的合盘推出。说完之后，我如释重负，感觉到这个事妥了。
谢尔盖说，州长不还是那批稀土矿嘛，想不到咱们这些事还有人要动手脚，是不是在老虎嘴上拔胡子。
州长一脸的严肃，一个小小的后贝加尔斯克小官，竟然不把他的事看在眼里。这些话都是后来，谢尔盖在一次喝酒喝多的时候告诉我的，其实在那种庄严的宴会上，州长是啥也没说，只是跟他的一个身边人耳语了几句，接着开始喝果汁。我更加没有问下文，我说了我应该说的，他办了他应该办的，至于什么结果，那就看时间机器啦。
我们的宴会超出以往任何的外事活动的周期，生意的事早就在会谈桌上聊的差不多了，宴会上更多的是寒暄。从欧洲谈到沙皇，又聊到哈尔滨，秋林，还有大连的日俄战争。尤其是一提到日俄战争，州长胡子都要立起来，谢尔盖跟我说，他的祖辈就是在日俄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给捅死的。州长说，我与小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见到一个杀一个。说完，他还做了一个冲锋的姿势。
宴会结束，州长请我们在园子里转了转，看看那上百年的古树还有热情好客的管弦乐队，在那悠长的长笛声中，我无心听音乐，一脑门子想着那车皮的稀土矿。这批矿要是运不出去，大连就白费了，赤塔的库房也白费了，存的百吨货，如果不及时出手的话，压死我的不是矿，而是远东银行的利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公司就被清算出局。而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谢尔盖，这笔亏空数额巨大，他可能面临着牢狱之灾。这些当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为了顾全大局，我还在不断地给大家画着大饼，还有在皇帝的新装上描绘着美好的蓝图。正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又响了，这次的声音很大，吵得州长直往这边看，虽然我们是在室外。
我举起右手在额头上向州长敬了个礼，又比划着要接个电话啊，州长大毛手一挥，示意我直接接就得了。电话那头传来三瘸子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只听他说，好消息，好消息，那几节车皮已经直奔满洲里，放行了，什么都没要。
我说，清点东西，别落到俄罗斯。
三瘸子说，能有啥东西，能活着从后贝加尔斯克出国门，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啦，还点啥东西，咱们回东北吧。
我说，不着急，关键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就好。
后贝加尔斯克那块还是出事了。
三瘸子的手下黄毛性子急，这几天车皮一直都被押着，前也不是后也不是。他可是三瘸子从牡丹江带出来的死党，就在放行的那一时刻，憋了许久的那股劲爆发了。正赶上车站的老毛子大列夫不紧不慢，没卡到油还死心不改，故意磨磨蹭蹭。火车站的货场就那么点地方，不远处就能看到满洲里的国门。黄毛眼瞅着这边还是不紧不慢，马上就要快到每天通行的点了，如果过不去，还得等到下一天，耽误货期。再说，上面已经有令了，都得执行。这活，如果放在国内，那很好办，递上两条烟，什么事都万事大吉。可黄毛偏不，他也可能了解当地人的脾气，就这么点人，谁肚子里转的那条筋一清二楚。
伊万握着个扁瓶子，没事还诹两口。车皮好不容易编组上，伊万手里的行车令时间是越来越近，给的点是当天下午3点出发。一看啥也没卡着，嘴里骂骂咧咧，让站长挂车厢放行。黄毛牙根子恨得的嘎嘣嘎嘣直响，无可奈何货车还没有发车。
三点一到，货车哼哼唧唧从后贝加尔斯克的小火车换轨往满洲里方向开过去，眼瞅着前面车皮子已经进入到国门里，黄毛叼着香烟也神癫癫起来。大列夫手里提拎着大长扳子，专门拧铁路道钉的那种，咯噔咯噔在铁轨上往站里走。满肚子的怨气，叼着很重的香烟，边走边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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