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时，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了朱熹“十大罪状”，其中就含有扒灰及淫乱僧尼两项罪名。
当然，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些罪状有很大的可能是敌对的一方，杜撰出来的。
这些罪名不管是不是杜撰的，潘时举是绝不承认自己的恩师，会有此等低俗的行为；
在他眼里，恩师朱文公一身正气，讲“天理”去“人欲”，又如何会违背本心，做出有亏私德之事来。这必定是敌对的一方有意污名恩师，给恩师身上泼脏水。
可是在时下的民间，人们却乐得去听信名人的丑闻，争相以谣传谣，真相却没人肯去寻究。
于是，潘时举阴沉着脸，要发声了。
再说胡言，他特意把“扒灰”一词说出来，就是要故意去激怒潘时举。
别看吴学究和田贲等人跳得欢，他们二人只能算是马前卒和先锋；这些人中真正起着稳定军心作用的是潘时举，他才是在场一众书生心目中的帅旗。
这两军交锋，夺帅才是取胜之道，否则对阵的双方就会没完没了。
所以，胡言的目标就是天台读书人心目中的标杆——潘时举；只要他倒下了，这在场的两百多书生就会溃散，他就取得了胜利。
而潘时举，他原本是不想出头的；
因为他暂时还没有摸清胡言的深浅；他怕贸然出头，万一出现闪失，就有可能会让恩师的名誉蒙羞。
可胡言话中有话，隐隐将矛头对准了他崇敬的恩师，这时就“士可忍而孰不可忍”了；他终于坐不住了。
止住欲反唇相讥的田贲，潘时举冷冷对胡言说道：“今日的主题是讨论孔圣的《论语》，小胡先生却拿一些不实之事来卖弄口舌，哗众取宠，这是不是有亏了你的德行？”
他一开口，现场一片寂静；
数百书生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胡言身上，看他如何去回应潘进士。
胡言并不慌乱，他目注潘时举，淡然说道：“多谢潘进士承认胡某还有些德行，这可是今天胡某来到这讲坛之上，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最讲客套的话了。”
说完，他哂然一笑，就朝众人扫视了一圈。
众人见他目光逼视过来，都纷纷偏转了一下头；
他们也略有些愧疚了。
确实，自胡言现身，甚至是还没现身之时，他们可都是左一个这厮，右一个这厮，在言语上对他极尽羞辱；从情理上说，这确实是有些过了。
只是这丝愧疚很快便从他们的脸上被抹去，他们心想：既然你要做我等读书人的公敌，你自然应当有被我们口水淹死的自觉！
胡言对下面这些盲从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接着又面向潘时举，面上带着嘲讽说道：
“这世上没有空穴来的风。绝大多数时候，人间做出不合规矩之事来的，通常就是那些规矩的鼓吹者。”
“一些人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只不过都是要求别人的，限制他人的；而他自己私下里却男盗女娼，无所不为！”
胡言的话让满场皆惊，他就这样摆明了去挑战权威，让众人感到不可思议。
狂，太狂了！
这厮无法无天，岂不是将圣人也视为了刍狗？
众书生就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狂妄！”潘时举怒喝一声，颌下的胡须乱抖。
他不能让胡言再次在恩师私德问题上纠缠了；这事越辩越乱，越说越有，还是直接切入这次公开辩论的主题，才对自己这一方有利。
于是他质问道：“你批驳朱文公对论语注释多有遗误，可有依据？”
胡言笑了笑，就不慌不忙从布袋中取出朱熹的《论语集注》，翻到了卷首的学而篇。
众人见他这般作派，却没人敢去小视他；因为当初丁不分便吃过小瞧于他的亏；其后裘始才也因蔑视他，就在他手上栽了个大跟头。
“《论语》的价值是毋庸讳言的。自西汉始，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事如何变迁，只要不故加曲解，它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
胡言先为《论语》下了定论，并特意强调了曲解二字。这就为他接下来的辩论，打开了话题。
“孔圣在《易经-系传》上有两句话，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
而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就更隔了一层。更何况，那时还是在竹简上刻字，要做到惜字如金，只一句话，一个字有时都要衍生出许多意思来。”
要想击败对手，就要用彼之矛去攻彼之盾；胡言当然要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自己对朱熹的注释有异议，是有依据的。
“所以，我们读《论语》，绝不可将它圈断，成为一条条的，只读片言只语；而应当二十篇完整地去读它，才不会曲解了圣人之意。”
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从未有人强调过这一点。
台上的徐步长和薜县令竖起了耳朵，他们俩知道胡言要拿出本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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