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肇财政收入中，榷酒收入仅次于两税、榷盐，居第三位。不同于盐茶课利全部送纳朝廷，酒课为中枢与地方共享财赋，其利入多隶地方财计。太宗、宣宗两朝十分重视酒课的增收，酒课收入急剧增长。面对巨额的酒课，朝廷当然不会继续放任其悉留地方。
随着国家榷酒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央与路级机构开始分取部分酒利，庆康新政其中一项举措即将混乱的地方酒课正规化，通过路转运使掌榷酤，部分酒课已经分隶路一级政府。天圣元年酒课开始以添酒钱的形式经转运司上供中枢。所谓添酒钱就是提高酒价，提高酒价对于增加酒课收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涨价自然会降低百姓的消费能力，但却改变了酒课收入中枢与地方支配权的分配比例。原有的酒课定额仍留在府县，通过涨酒价而多卖得的酒利上供朝廷，在榷酒总收入无大增长的情况下，归朝廷支配的钱数越来越多。自此中枢、路级、府县三级酒税分隶的形式得以确认下来。
只是如此一来，路监司与地方，尤其是三京四甸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原因就在于添酒钱的出现，而添酒钱对于路转运司乃是一项新增的收入，这笔钱数量越大越能加重转运司的话语权，不仅中枢将添酒钱作为转运司官员升迁铨叙的重要考评，而且转运司也可因这笔款项加重在地方的事权，如水路交通建设及维护，仓库务坊的规划等漕司事务皆可绕开地方实施，无须再看地方眼色，而地方因为酒课成了定额收入，反而水利、筑城等大工程需漕司襄助方可。
地方各府监军城本无正店榷曲自酿，只能从地方酒务或从京辅正店批发酒零售，而添酒钱直接由酒务及正店上供转运司，相对三京四甸，地方酒课本来并非主计收入，所受影响远不及三京四甸如此剧烈。主因是东京酒水开始侵占本地市场，路转运使皆由朝官迁转出任，这些官员本身就与京城仕宦显贵干系深厚，而东京正店与官宦宗亲更是关系匪浅，尤其是京师不设都转运使司，朝廷通过正店直接上供添酒钱，这其中便有操作之处。首先东京正店能以极低运费甚至以军资转运名义免费发运到地方，再通过酒务发售，如此以来，京师酒水与三京四甸本地所产价格相比竟相差无几，而京师酒水素来更受世人推崇，因此销量逐渐侵剥本地酒水市场份额，伤害的乃是地方原由酒课份额收入，地方财源损失颇丰；其次东京正店因销量大增，便大量扑买都麯院的酒麯数量，自天圣三年至今都麯院从年制曲四十万斤增长至七十万斤，近年已经突破百万斤，再加上各正店酿酒所费粮食，便导致京城粮食缺口增大，粮价不断攀升，而京城经营粮食各行的行首们与正店差不多都是一个东家，因而在粮食上又有所斩获；最后，因京师缺粮，于是朝廷又放出采买粮食的份额，要求各地转运司，尤其是缘边转运司采买粮食以供应京师，而导致地方粮价走高，因此三京四甸正店酿酒成本也不得不涨价，而涨价就成了添酒钱又被转运司一刀切走。如此一来，京师酒价涨幅反而低于地方，其销量一日胜过一日，朝廷与中枢只看酒课收入日丰，最苦的便是三京四甸，酒课收入反而日渐萧条。
而三京四甸的地方官也不是逆来顺受之辈，以丹南路为例，为何已经两年未设转运使？皆是前任转运使为地方构陷而落职，朝廷不得不略作妥协，而京师酒水这些年在应天府也是不敢公开发售，只能从其他监城走私而来了。国家宇内，还有如此走私之事，也真是咄咄怪事。
咄咄怪事是苍龙固说的，但是由希古、营丘栿这些几个丹阳地方人物表现出来的神韵却是格外有些不同寻常意味，尤其是营丘栿与莱观却好似旁观者，似乎事不关己一般。
虽然苍龙固没有直言，但是意思很明白了，都转运使司随着转运使到任，如何配合经抚司把第一把火烧起来，明日二位大臣见面就要有一个定论。今夜苍龙固来此并不是为承公收拾人心这么简单。
对于此由希古倒是有隔岸观火之意，本身是县衙门的属官，酒课之事与本地事务牵扯不大，也无过多利益羁绊，且由于朝廷重视酒课，今年粮价攀升其实到了乡里而言，广大农户还是收益的，太丘县身处山区，盛产的乃是柑橘、橄榄、蒲桃等果品，往常大多用于乡里果酒自酿之需，但是乡野哪里有好酒麯，因此果酒劣而价廉。然而这两年东京正店引起的酒业动荡，于是四京四甸各酒坊皆发力改良酒品以抢夺市场，因此也带动各类水果供不应求。太丘县翻过天台山便是京畿地界，因此本地农户皆开荒而种植果木，更有通过认宗、婚姻、过继等大量人口迁居此地来发展果业，也因此太丘县正户才能快速增长，而客户规模更是明显的膨胀起来。
朝廷考评地方官员首重丁口增长，其次两税可完，再次是地方太平，然后是刑狱治平，这便是对流内官员考课的统一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也。按这个标准由县尉本来已经是升迁在望，如今又兼提刑司的职司，只需协助承公完成交办事宜，公良参谋的今日未尝不可也是他的将来。所以他自然是希望承公能大刀阔斧的革除丹南弊政，如此他和元知县这样的基层亲民官才能循资补阙更进一步，至于都转运使司做什么，又与他这提刑司干办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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