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将逃出锦州城的清军全部歼灭，随后大军进抵锦州，和赵用平部汇合，一时间，在锦州城外，人声鼎沸，战马的嘶鸣声，军士的操练声，响彻云霄。
而赵用平在锦州城驻军两日后，大军挥师北上，马步军十万众，兵锋直指盛京。
………………
而在北京，辽东之战，虽然重要，但孟浚却已经在筹备另外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比起辽东之战，似乎更加重要，那就是改革！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动员出多少兵力，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能够收取多少赋税。
钱粮充足，那能办的事就多了，无论的赈济救灾，还是发兵征伐敌国，就不怕国库拿不出钱来，明末到处天灾，要说明廷上下，不想赈灾，那是假的，只是户部没钱，朝廷也没钱，而上上下下，要用钱粮的地方那么多，对灾民，自然是要往后推一推。
虽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明廷的财政收入已经崩溃，明朝这架运行了两百多年的老旧机器，已经再也维持不下去。
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而赋税却逐渐的减少，以至于财政收入仅仅是一千多万两，这根本无法发挥出版图广大，人口众多的优势。
特别是江南之地，地方经济发达，地方势力越来越肥，而且这些人还有很多都是不纳税，以至于朝廷越来越弱，这种问题，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要他们放弃自身利益，便如抽刀割肉般，极为艰难。
而明朝已经腐朽，地方，朝廷，中枢早已经盘根错节，没有外力所推动，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孟浚自起兵以来，在控制江南时，因为清廷还虎视眈眈，所以孟浚在当时不敢轻易的改革，即便他知道，将来北伐成功后，改革的阻力会变大，但两害相权，孟浚当时还是将注意力全部放在清廷上面，对制度，不敢大刀阔斧的改革，只在一些小方面进行修改。
因为敌人的实力还很强，自己还没强到可以在各方势力的围殴下，还能屹立不倒，因此他只能隐藏自己的意图，不过现在则不同了。
如今北伐功成，南面传统汉地已经尽数收复，郑氏，吴三桂，皆纳首称臣，辽东方面，赵用平也已经攻破宁锦防线，顺治帝已经逃往赫图阿拉，战争也看就要即将胜利，那么改革，这个在孟浚心中酝酿许久的事，也该提上议程。
孟浚有些担心，若不趁自己现在年富力强时变革，将来后世子孙，想变，或许就会更加困难，如今正是新朝刚立之时，几乎所有的大将，皆提拔于孟浚之手，军权在握，威望无人能比。
而孟浚心中的规划，便是先易后难，中央集权，盐铁专营，再到摊丁入亩，再最后发展科技，进行生产力的提升。
这种大事，孟浚和杨恩私底下隐晦的旁敲侧击了几句，但孟浚却从杨恩的反应中，敏锐的感觉到，杨恩并不愿意进行改革。
如今的杨恩，早已不在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书生，如今的他，已是江南籍官员的领袖，标杆，这种改革，必然会极大的影响到江南官绅的利益，便如盐铁专营，那可都是地方豪族和盐商的生意，变必然会出乱子。
孟浚仔细的搜寻着自己的夹袋，终于找到一个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人选，那就是武进坤。
武进坤，苏州人氏，在孟浚攻克苏州时，他正在监狱之中，孟浚入城，正好救了他一命，而他就在那时，投奔孟浚。
武进坤为人刻板，孤僻，认死理，历任军法处长，律政司长，再到如今的刑部尚书，其虽是江南人氏，但和地方豪族毫无瓜葛，且与朝中官员，也没什么太多的交集，便是同僚小聚，也很少到场。
这个人忠心，追随孟浚多年，性格执拗，改革盐铁专营，摊丁入亩，他去地方督巡，孟浚认为，极为合适。
不过，改革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面铺开，孟浚以天下新定为由，在整个天下，进行人口普查，推行黄册制度，将所有的百姓都编入黄册，以使得朝廷对地方可以深入了解。
早在战国时，商鞅就曾说，国家要强大，就必须知道，粮仓，钱库，丁壮，妇女，老幼，商人，工匠以及牲畜的数量，只有知道这一切，君王才知道可以征多少税收，可以征多少兵员，既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同时也不会让民间的负担过重，
这个制度，从秦到汉，再到历朝历代，都继承了这个制度，而到了朱元璋时期，便形成了黄册制度。
朱元璋制定的黄册制度，一本在县里，一本在省里，还有一本放在南京玄武湖上的黄册库里，这黄册每十年重新核对一次，以便于让朝廷掌控地方的信息。
这个制度对小民而言，也是极好，若有大户，或官绅侵占土地，地方上可以收买官员，但却无法更改黄册，小民只要把状子递交上去，朝廷一调文档，就能知道土地归属。
只是黄册制度是非常好，但却无法长久的运行下去，到了明朝后期，黄册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了。
其一便是人口筛查，费时费力，其二，玄武湖黄册库疏于管理，造成了大量的毁坏，而第三，地方官和士绅大户勾结，隐匿户口和土地，什么逃荒，绝户，窜改等等手段，层出不穷，黄册最好反而变成了一本假账，毫无可信度。
便如南京应天府八县之地，嘉靖末年的户口，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而到了万历年间，竟然只有正德时期的五分之一，事实上，应天府没有战乱，也没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可明廷却征不上多少税。
地方大户和官员勾结，一般人以为是一百亩隐藏个二十，三十亩最多了，但实际上，有千亩地的，说不定在册上只登记十亩，甚至有人直接当黑户，黄册上连名字都没有，赋税和徭役就都不用出了。
因此，在昭武二年，十一月，初九，孟浚正式下诏，进行人口普查，编撰丁册。
“盖闻民生庶务，户口为先，赋役之征，尤关社稷根本，今兹四海晏然，百姓殷盛，宜详悉户籍，以安民心，以壮国本。
自今始，全国各地，皆须遍查丁口，编制丁册，凡男丁女口，悉数登记，全国上下一体遵行，不的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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