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57 年，汉景帝刘启当时 31 岁。初登皇位的刘启，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
国内，地方诸侯势力如日中天，他们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朝外，匈奴铁骑频频扰边，烧杀抢掠，边境百姓苦不堪言。而朝堂之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利益纠葛盘根错节。
汉景帝刘启登基之初，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果敢决断的勇气。他深知要稳固皇位、治理国家，必须谨慎行事。
刘启接过父亲汉文帝的衣钵，充分借鉴和发扬了文帝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正因如此，他在推行相关政策时颇为顺利，可谓青出于蓝。
甫一登基，他便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粮仓的充盈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在用人方面，刘启审慎地选拔官员，注重他们的才能和品德。对于前朝的老臣，他能明辨忠奸，善用贤能，同时也不忘培养和提拔新人，为朝堂注入新的活力。
在法律方面，刘启着手对一些律法条文进行审视和调整，减轻刑罚，强调司法公正，力求营造一个公平、清明的法治环境。
此外，刘启深知地方诸侯势力的潜在威胁，开始秘密与心腹大臣谋划，为后续推行削藩之策做准备。
而在刘启的众多心腹大臣中，晁错，这位在西汉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逐渐凸显出来。其一生充满了波澜与争议。
晁错（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是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汉文帝与汉景帝时期着名的政治家，曾任御史大夫一职。他年轻时曾学习《尚书》及先秦法家申不害、商鞅的学问，凭借通晓典籍的文学素养，担任过太常掌故。
汉文帝时，他被派去向济南的九十高龄的伏先生学习《尚书》，学成归来后趁机上书报告学习情况，得到汉文帝的认可，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等职。任职期间，晁错凭借辩才深得太子宠信，太子宫中之人皆称他为“智囊”。
汉景帝即位，晁错迎来了施展抱负的良机。然而，他力主的削藩之策，并非一时的冲动之举，而是对当时西汉局势的深刻洞察。
《削藩策》犹如一道惊雷，在朝堂上炸响。在西汉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策略主张，由晁错向汉景帝呈上。
它的核心内容直白而坚决：强调必须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指出诸侯王势力膨胀已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削藩策》的出现并非偶然。汉初，刘邦分封众多同姓诸侯王。悼惠王在齐有七十多座城，元王在楚有四十多座城，刘濞在吴有五十多座城，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加起来差不多占了天下的一半。
随着时间推移，诸侯王们拥兵自重，经济富足，在其封国内权力极大，甚至无视中央法令。吴王刘濞等势力尤为强大，已显露出不轨之心。中央政权面临着被诸侯分裂的危险，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受到严重挑战。
《削藩策》的提出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自然的晁错的激进主张触动了诸侯们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他们强烈的反弹。七国之乱爆发，诸侯们以“诛晁错”为名，兴兵反叛。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们，借机发难，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悍然发动了“七国之乱”。
袁盎等一众大臣，看准时机，纷纷向汉景帝进言，将矛头直指晁错，声称一切祸乱皆因晁错的削藩之策而起，唯有诛杀晁错，方能平息诸侯之怒。
汉景帝，这位在重压之下的君主，起初对晁错的主张尚有支持之意。但随着七国之乱的战火愈燃愈烈，各方的压力如汹涌潮水般向他袭来。诸侯的兵强马壮、大臣们的喋喋不休，让景帝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困惑之中。
而晁错提出让景帝亲征，自己留守京城的策略，这一建议在景帝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再加上袁盎等人不断地在景帝耳边吹风，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晁错。在这重重因素的交织下，汉景帝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
最终汉景帝做出了那个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决定——诛杀晁错。
晁错于公元前 154 年被汉景帝腰斩于长安东市。这位满怀报国之志的忠臣，就这样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含冤而死。
然而，晁错的死，并未让诸侯们停下反叛的脚步，反而爆发“七国之乱”。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景帝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坚决平叛，才能拯救大汉江山。他果断启用了周亚夫。
周亚夫，西汉一代名将，以治军严谨着称于世。汉文帝视察军营，唯其细柳营军纪严明，不为天子之威所动，自此周亚夫“真将军”之名传颂开来。
而在汉景帝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席卷而来，史称“七国之乱”。吴王刘濞联合赵、楚、胶西、胶东、济南、菑川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一时间，西汉王朝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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