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习的铃声刚落，教学楼后巷的阴影里就传来闷响。高二（3）班的陈默蜷缩在墙角，校服外套被扯得歪歪扭扭，嘴角挂着血丝，而对面三个男生正用脚碾着他掉在地上的眼镜，镜片碎裂的纹路像蛛网般蔓延。这不是第一次了，从半个月前他拒绝替李昊写作业开始，这种隐秘的暴力就成了他青春期里挥之不去的阴霾。
教导主任赶到时，巷子里只剩下陈默和一地狼藉。李昊三人早已翻墙溜走，只留下一句“多管闲事的下场”在潮湿的空气里回荡。陈默低着头，不肯说半个字，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底的恐惧，也遮住了那片不愿示人的脆弱。
这场看似偶然的校园暴力，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层面激起层层涟漪，而每一圈涟漪之下，都藏着中学生暴力现象盘根错节的根源。
家庭：失控的港湾
李昊的家在城市边缘的老旧小区，推开虚掩的防盗门，一股浓烈的烟酒味扑面而来。客厅里，父亲瘫在沙发上玩手机，电视里的枪战片打得热火朝天，母亲则在厨房摔摔打打，咒骂声断断续续传来。“又去哪鬼混了？作业写了吗？”父亲头也没抬，语气里满是不耐烦。李昊没应声，径直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反手锁上门。
这个家从未给过他温暖，只有无尽的争吵和冷漠。父亲失业后变得暴躁易怒，稍有不顺就对他拳脚相加；母亲把生活的不满都发泄在抱怨里，永远在指责他不够争气。李昊记得，第一次动手打人是在小学五年级，那天他被父亲揍了一顿，心里憋着气，就把同桌的文具盒摔在地上。看着同桌吓得哭起来，他突然觉得那种压抑感消失了——原来，暴力可以带来掌控感。
从那以后，他开始用拳头解决问题。在学校里，他拉帮结派，欺负弱小，看着别人对自己俯首帖耳，他才能暂时忘记家里的狼狈。父母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只是简单粗暴地打骂几句，从未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不知道，李昊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渴望被关注、却又找不到正确方式的孩子，在黑暗里摸索出的扭曲出口。
和李昊不同，陈默的家是典型的“精英式教育”范本。父母都是企业高管，常年出差，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补习班和永远也达不到的期望。“这次考试必须进前十，不然就别想玩手机”“你要争气，不能让我们失望”，这些话像紧箍咒一样套在陈默头上。他性格内向，不擅长与人交往，遇到问题习惯默默承受。
当李昊第一次向他索要作业答案时，他本能地拒绝了。但他没想到，这会引来持续的欺凌。他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指责自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更怕他们因此中断自己的补习班；他也不敢告诉老师，因为李昊威胁他“敢告状就打断你的腿”。在家庭的高压和校园的恐惧中，陈默渐渐封闭了自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家庭，本应是孩子最安全的港湾，却在很多时候变成了暴力的温床。要么是缺失的关爱和正确的引导，让孩子在迷茫中走上歧途；要么是过度的期望和高压的教育，让孩子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能力。这些家庭的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校园暴力的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学校：失位的引导
陈默被欺负的事情最终还是传开了，起因是他脸上的伤痕没能遮住。班主任王老师找他谈话时，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真相。王老师又气又急，立刻上报了学校，并找来了李昊三人。
面对质问，李昊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就是闹着玩的，谁知道他这么不经碰。”另外两个男生也跟着附和，言语间充满了不屑。王老师想进一步教育他们，却被教导主任拦了下来：“快期末考试了，别把事情闹大，影响学校的声誉。让他们家长来一趟，赔点医药费，这事就算了。”
就这样，一场性质恶劣的校园暴力，在学校“息事宁人”的态度下草草收场。李昊三人只是被口头警告了几句，他们的父母来了学校，象征性地赔了点钱，说了几句场面话，事情就不了了之。这让李昊更加肆无忌惮，他觉得，只要不闹出人命，学校就不会真的惩罚他。
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在校园暴力的防治中本应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实中却常常存在引导失位的问题。一方面，部分老师缺乏对校园暴力的敏感度，将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简单归结为“小孩子打闹”，没有及时介入和制止；另一方面，一些学校过于注重升学率和声誉，对校园暴力采取“捂盖子”的态度，不愿深入调查和严肃处理，导致施暴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受害者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严重缺失。大多数学校的心理课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也没有针对学生情绪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系统课程。像李昊这样的学生，内心的愤怒和迷茫得不到疏导，只能通过暴力来宣泄；而像陈默这样的受害者，在遭受欺凌后，也没有渠道获得心理支持，很容易留下长期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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