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因为“巫山神女”瑶姬之名，本身就含有“淫”之含义，且负有诱导生殖的潜意识功能，所以才表现出了其放荡开放之神女形象。
但其实，不论是神女之名产生，由当时所有何寓意寄，在宋玉笔下的神女，都会被赋予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以及楚国地域特色。
古籍中所传一切的史前神话，都会掺杂着书者时代器用，以及时代背景。甚至于连宋玉自身的主观认知，也在这大时代背景之下，摆脱不了的！刘向之《列仙传》亦是如此。
相较于《高唐赋》中对“巫山神女”的简略阐述，宋玉后续所着《神女赋》的描述更为完备详尽。
其对神女的容貌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以华美的辞藻勾勒出神女的端庄高贵、倾国倾城。
其次，面对楚襄王的殷勤示爱，神女“微嗔以自守兮，绝不可乎冒犯”，继而甩袖离去，展现出冰清玉洁的“贞女”形象。
“巫山神女”从《高唐赋》里的“奔女”蜕变为《神女赋》中的“贞女”，或许能反映出在早期人们尚未受到严苛封建礼教桎梏时，对于性欲之原始欲望敢于袒露、勇于追爱、尊崇婚姻自主等特质。
故而《高唐赋》中洒脱不羁的神女契合当时的社会观念，人们并不觉得其淫荡，作者在创作时自然无需避讳。
然而，随着社会的演进，礼教文明的束缚使得人们不再肆意放纵，对于性欲之原始欲望难以启齿，男女之事、婚姻之事在等级、礼制的桎梏约束下也不再自由。
种种变革，致使《神女赋》中的神女被描绘成一位温婉娴淑、高雅端庄、洁身自好、严守礼教的“贞女”，契合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取向。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女”回绝襄王，让楚襄王求而不得、苦等到天明，似乎也流露出某种政治意味，意在暗示臣子规劝君王不可沉溺于女色。
而后，“巫山神女”被收入《墉城集仙录》时，她已不再是“朝云暮雨”、豪放不羁的神女，亦非美丽高雅、守身如玉的“贞女”，而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协助大禹治水的“云华夫人”。
杜光庭笔下的巫山神女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多情貌美的神女蜕变成传道济世的女仙，达成了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这深切地契合了道教追求长生、崇拜女仙、降授传道等教义和思想，亦彰显出当时人们在道教思想影响下对生命的美好憧憬。
于此，亦是告诫修行者，切不可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束缚，世间万物变幻无常，必要释放元神，舒缓心境之累，挣脱自我及意识上的无形桎梏，专心朝着道法自然、正心明神合一之境迈进，方为正途。
正因如此，所有有关女仙的故事传说，从最初的“帝女”到战国时期的“神女”，再到道教所记载的“女仙”，巫山神女瑶姬形象的变化，乃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思想的更迭，亦是人们价值观追求转变的一种映照。
道门之内，“西王母”之名，世人谓之王母娘娘，修真者则尊其为“金母元君”，乃历史上至关重要之女帝级神灵，更是道门所尊崇之大尊神。
关于“西王母”之记载，最早文献所载，当属《山海经》，其中约有三处详实之记录。
其一，于《西次三经》中，西王母“豹尾虎齿”，其为掌管天下刑罚之“凶神”。
其二，于《海内北经》中，西王母“梯几而戴胜”，身侧有三青鸟。
其三，于《大荒西经》中，西王母人面虎身，呈“半人半兽”之态，野性与原始特征尽显。
由《山海经》所记西王母之形象，修者可察，受彼时生活方式及图腾崇拜之影响，人之于神之想象、认知，乃至建构，亦充满野性，近乎自然原始之态。
然随社会之发展，及人思想观念之转变，西王母渐脱“凶神”之象，身侧始现象征长生之意之“三青乌”，且常与帝王相联。
西周历史神话典籍《穆天子传》及《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博物志》等，其中所记载的“西王母”故事，多有体现。
穆王西征访王母故事中，“西王母”被塑造成一位擅长吟诗、通情达理的娴雅女性形象。
她仿若一位外族女性首领，女神特征不甚明显，除一句“我惟帝女”外，别无其他相关描述。
相较而言，西王母会见汉武帝的故事，流传更为广泛，其中对西王母特征的描写亦更为详尽具体。
汉王朝时期，社会上盛行长生不老之思想。汉武帝又好求仙道，在此背景下，西王母之形象，可想而知，深入人心！民间对西王母的崇拜之风盛行，自然成为神话历史之必然。
而现实时空亦如此运转，汉哀帝时期，一场社会危机爆发，西王母遂成为“救世主”形象。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哀帝建平四年，发生了一次“西王母诏筹事件”。
此次征筹，规模宏大，历时长久，乃一场全国性之崇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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