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长生不老者，已经活了1000多年。
北宋皇佑二年，杭州城的街巷被饥饿啃噬得面目全非。我站在涌金门外，看着老妇抱着饿死的孩童蜷缩在城墙根，树皮剥落的树干上还留着昨日抢粮者的血痕。身为杭州通判，我从未想过，那个总是在醉翁亭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希文，会在此时做出如此离经叛道之事。
那日清晨，府衙外忽然热闹起来。我挤过人群，只见衙役正往墙上张贴新榜，墨迹未干处赫然写着“米价每斗一百八十文”。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骂声，卖茶汤的王老汉抄起扁担要砸榜，被公差按在地上时还在喊：“范大人这是要逼死穷人啊！”我攥紧袖口，指甲几乎掐进掌心——这可是比周边州府高出六十文的价格，御史台的弹劾奏折怕是已经快马加鞭送往汴京了。
更令人咋舌的是，范仲淹竟下令征募灾民修建官署。我在施工现场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汉子们扛着石料，眼里却有了活气。“每日一升米，二十文钱。”范仲淹撩起官服，亲自给老人分发工具，“能挑担的挑担，能砌砖的砌砖，妇幼也可做些缝补杂活。”监工的属官凑过来，低声说：“大人，这要被言官弹劾滥用民力的。”他却拍拍那人肩膀：“你且看着，这些劳力日后都是重建杭州的底子。”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龙舟赛。西湖上鼓声震天的那日，我陪着转运使站在望湖楼上，看着范仲淹端着酒盏，身后跟着一群文人雅士。转运使捏着胡须直摇头：“百姓易子而食，他却在此宴饮作乐，难怪有人写《责范公书》贴满城门。”我望着湖面上如箭的龙舟，忽然注意到岸边摆摊的货郎——昨日还在街头乞讨的跛足李四，此刻正忙着给游人称花生，嘴角沾着点笑。
半月后，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满载粮食的车队从苏杭官道源源不断驶入杭州，粮商们竞相聚在米市巷，叫嚷着降价抛售。我站在粮仓前，看着新米堆成小山，突然想起范仲淹说过的“堵不如疏”。原来他故意抬高米价，竟是为了引来周边州县的粮商，待粮食充足后，再借商民竞价压价，比强行限价更管用。
入夏时，西湖周边的酒肆客栈竟座无虚席。我穿着便服混在人群中，听见外乡客商用吴语交谈：“早听说杭州在办龙舟赛，不想竟这般热闹。”旁边的茶博士擦着桌子插话：“您可不知道，范大人还让各家客栈便宜些，说是‘薄利多销’，您看这生意，比丰年还好呢！”我摸出腰间的钱袋，买了块糖糕递给路边的乞儿，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模样，忽然有些明白范仲淹的用心。
秋末，当其他州县还在向朝廷请赈时，杭州已恢复了生机。我随范仲淹巡查街巷，看见重修的官署飞檐斗拱，新砌的城墙坚固厚实，曾经的灾民们有的成了泥瓦匠，有的做了店小二。路过米市时，米价已跌到每斗九十文，卖米的商贩认得范仲淹，远远作揖：“多亏大人让我们有生意做。”他笑着摆摆手，目光落在远处挑着担子的妇人身上——那妇人筐里的新米，正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像撒在地上的碎金子。
夜里，我在书房整理文书，忽然想起张启发院士。
二十年前，他在华中农大的试验田里研究转基因水稻时，不也如范仲淹这般被误解吗？那些说他“卖国”的谣言，那些街头的抗议标语，与当年的《责范公书》何其相似。可如今，当我们的抗虫棉占据了98%的市场，当国产转基因玉米在赞比亚落地生根，那些曾经的质疑声，终于变成了对粮食安全的赞叹。
窗外，钱塘江水滔滔东去。我铺开宣纸，研墨写下：“善治生者，不患财之不足，而患其不通。”这是范仲淹写在《奏乞罢杭州任》里的话，此刻却像一枚银针，扎破了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迷雾。原来真正的远见，从来不是迎合世俗的眼光，而是像垦荒者那样，在众人的质疑中埋下种子，等待时光的沃土孕育出真相。
烛火摇曳中，我仿佛看见两个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重叠：一个在西湖边观龙舟赛，一个在试验田里察水稻情；一个用米价杠杆撬动了市场，一个用基因剪刀守护着种源。他们都曾被唾沫淹没，却又都在岁月的淘洗中，露出了金子般的光芒。
我握着毛笔，梧桐叶正扑簌簌的掉。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旧照片，1993年张启发院士在武汉试验田的留影，他手里攥着稻穗，身后是成片的绿色波浪——那时候没人知道，这片波浪里藏着怎样的惊涛骇浪。
2013年那个暴雨如注的夏夜，我在实验室外撞见张院士。他的白大褂后背洇着水渍，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手里紧攥着一份《建议信》草稿，纸角已被揉得发皱。“怀孕探索者，”他叫住我，声音里带着少见的颤抖，“你说范仲淹在杭州纵米价时，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怕自己是在把百姓往火坑里推？”
我想起当年在街头看到的场景：20个东倒西歪流着鼻涕的老人，举着“拒绝转基因毒粮”的横幅。有绿色和平组织的粉丝举着农药瓶往实验田乱窜，张院士和学生们挡在田垄前，被推得踉跄后退……此刻他站在显微镜前，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正在比对“华恢1号”的基因图谱。“你看这组抗虫基因，”他用镊子指着载玻片，“和孟山都的专利序列相差37个碱基对，可网上有人说我们是外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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