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西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展开“联合恢剿”之际，其情形相较于之前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之时已然发生了显着变化。
想当初，大顺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联手之际，他们并无属于自身的稳固根据地可言。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大顺军余部皆处在一种被招安安抚的附庸状态，只能无奈地顺从于永历小朝廷。这种处境使得大顺军余部在诸多决策和行动上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充分施展自身实力。
然而，如今大西军余部在与永历小朝廷就“联合恢剿”一事进行谈判之时，他们已在云南和贵州等地建立起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因如此，在双方的联合谈判进程当中，乃至达成联合之后，大西军余部均能够成功保住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这意味着大西军余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制定战略方针，调配资源，从而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同时，拥有独立地位也让大西军余部在与永历小朝廷的合作关系中具备更多话语权，得以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并为抗击清军贡献更大力量。
其次，大顺军所遗留下来的部分军队展开的联合南明政权共同抵抗清军的行动，最终却因为永历朝廷中的君臣一开始就对其加以利用并心生猜忌，接着又采取排斥、打压甚至是分化瓦解等手段而以失败告终。
起初，大顺军余部怀着满腔的热情与南明政权合作，希望能够借助双方的力量抵御清军的入侵，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然而，他们很快便发现，永历君臣并非真心实意地接纳他们，而是将他们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这种被利用的感觉让大顺军余部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历君臣不仅没有给予大顺军余部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反而对他们百般猜疑和防范。在军事决策方面，永历君臣常常忽视大顺军余部的意见和建议，导致多次作战失利。此外，永历君臣还试图削弱大顺军余部的实力，通过各种手段剥夺他们的兵权和资源。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顺军余部逐渐意识到，如果继续依附于永历小朝廷，他们将永远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不可能有效地抗击清军。于是，他们毅然决定摆脱永历小朝廷的束缚，先后离开南明政权，辗转前往荆襄一带，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抗清斗争。
大顺军余部因失去主动权而导致联明抗清失败的惨痛教训，给后来的大西军余部敲响了警钟。大西军余部从中吸取经验，明白了在与其他势力合作时，必须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权，不能轻易被他人利用和摆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抗清斗争的胜利。
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局势之下，继大顺军余部联手南明政权共同抗击清军却遭受挫折之后，大西军余部再次站出来，提出要与永历小朝廷携手合作，一同对抗清军。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关乎生死存亡的抉择：究竟是会像大顺军余部那样重蹈覆辙？还是能够汲取前人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始终坚守联合的自主性呢？这个问题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时刻威胁着大西军余部的未来命运。
不得不说，永历政权在众多民众的心目当中确实成功地竖起了一面鲜明的抗清大旗。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拥有这样崇高的声望，永历政权却未能真正掌握联合阵线的领导大权。倘若永历君臣能够如愿以偿地获取到联合阵线里实实在在而并非徒有虚名的领导地位，那么他们不仅将掌控住湘、桂、粤等部分地区，还能牢牢把握云、贵两省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区域内日后的财产以及权力如何重新分配，也将由他们说了算。
可反过来讲，如果大西军余部在这场联合行动中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无法获得实际的主导权力，那无异于拱手让出了他们在云贵一带历经千辛万苦才赢得的胜利果实。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等待着大西军余部的恐怕只有覆灭一途。所以，对于大西军余部而言，如何在这次联合抗清的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扞卫自己的权益，将直接决定其最终的结局。
自孙可望派遣代表前往永历小朝廷商议“联合恢剿”事宜起，直至 1651 年 4 月期间，永历小朝廷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认可孙可望的秦王封号。在此段漫长的时光里，孙可望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以及大西军领导集团务必掌控全军权力这两项要求，视作谈判能够继续推进的前提条件。
乍看之下，于整个谈判进程之中，孙可望似乎的确是以能否获取永历小朝廷赐予的“秦王”封号来决定自身态度及行动方向的。然而，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执意要求获得秦封，并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私欲，而是有着更深层次且合理的考量。其一，此举旨在让南明政权正式承认张献忠领导起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其二，则是希望通过确保大西军在联合阵线内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更好地组织力量抵御清兵入侵，收复失去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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