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烜笑道：“你当学堂校长还有什么顾虑，不妨一吐为快。”
张铨犹豫再三，说道：“顾虑倒也谈不上，只是有些遗憾。我虽是个举人，却对西式法律最感兴趣，立志学习法律，在暨南大学堂学的也是法律。”
眼见杨烜并无不悦，张铨苦笑一下，说道：“没想到，上锋十分高看我，让我担任船政学堂的校长。我也只好从命，硬着头皮过来赴任了。”
杨烜想起了另一个历史人物：严复。
严复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教员曾评价他，说他“代表了在华夏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
早年，严复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优异，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知识，被视作是满清海军苗子。
在英国，严复对科学知识和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常跑到英国法庭旁听。不仅“不务正业”，严复甚至从来都没登舰实习过。
尽管如此，严复还是得到了满清驻欧公使郭蒿焘的激赏，彼此成为忘年交。而这位郭蒿焘，曾任广东巡抚，乃是湘军大佬，与曾国藩、左宗堂等人关系极为密切。
回国之后，严复没有像同学那样，循规蹈矩地进入海军任职。但他才华横溢，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
在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受够了北洋内部的尔虞我诈，对教学不管不问，一心翻译外国文章，撰文呼吁改革，反而在这方面大放异彩。
在翻译上，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的西方着作，提出了“信、达、雅”的三准则；在学术上，严复提倡西学，主张“体用一致”，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杨烜看来，张铨与严复颇为相似，都出身于旧知识分子，思想都已经觉醒。
只不过，严复始终未遇到明主。唯一的知己郭嵩焘，饱受守旧派攻击，最后郁郁而终。严复也只能“不务正业”，在翻译、教育、思想上独自闯出了一片天地，名垂青史。
张铨来到了暨南军政府，来到自己麾下效力，自然不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他突然被任命为学堂校长，学业未成，心有不甘，自己还应再劝劝他，解开他的思想疙瘩。
读书人见识广、能力强，办洋务需要他们。可他们想法也多，弄得不好，容易闹意气，不讲团结。军政府一向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力量、资源调集到一起，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想到这，杨烜说道：“张先生，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你并不愿意担任学堂校长，可一纸令下，你还是毅然来到长洲岛赴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召之即来’、‘令行禁止’。革命军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军政府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进各项洋务事业，这八个字作用极大。
“中国人向来聪明，却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那明末清初，明朝的国力、人口、军队百倍于清朝，却党争不断，反而被农民军、八旗兵打倒了江山。
“再看前两年，太平军起于广西。清朝这边，钦差、督抚、提镇多达数十个，彼此争功诿过，互相拆台。太平军人少、武器低劣，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反而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令行禁止，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个人必须服从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高度集中统一，才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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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譬如这船政学堂，上级选中你做校长，自有上级的考虑。你有困难，他有困难，你不愿去，他不愿去。都由着个人想什么是什么，我们还怎么办船政学堂，还怎么开展洋务事业？”
这话讲得深入浅出，令张铨羞愧难当。他一向自诩心怀天下，公而忘私，经过杨烜的剖析，才知道自己私心仍重，对大局理解不深、看得不重。
张铨说道：“越王说得极是，张某深感不如。请越王放心，我一定努力钻研船政知识，把船政学堂办好。”
杨烜深感满意，笑道：“说得好。先生立志学习法律，这是好事。学堂公务之余，你也可以修读法律，抽空到暨南大学堂旁听法律，我们并不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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