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自麾下的兵马来看，曾国藩与胡林翼旗鼓相当。但实际上，胡林翼比曾国藩略胜一筹。
胡林翼的地盘更多，做人更加灵活，与湖南、湖北、安徽三省督抚的关系也更好。
除了罗泽南、彭玉麟、江氏兄弟外，胡林翼麾下还有数员骁勇善战的大将。湘军系统的鲍超，八旗系统的多隆阿，绿营系统的王国才，都乐为胡林翼效命。
鲍超字春霆，原是湘军水师哨官。胡林翼偶然发现了鲍超的才干，对他委以重任，又让他改统陆军。鲍超所统陆营称为霆字营，堪称是湘军陆军中最能打的部队。
但霆字营纪律非常败坏，每打下一城，就要大肆抢劫。霆字营行军驻防，所过之处鸡犬不宁。若遇到粮草不济，霆字营甚至敢公然抢劫八旗、绿营的军饷、军火。
多隆阿则是满人中难得的帅才，多谋善断，几乎没有打过败仗，与鲍超号称“多龙鲍虎”。
王国才在一众绿营朽木中，犹如一股清流，是个栋梁之才。
与之相比，曾国藩麾下的将星就黯淡多了。除了塔齐布、杨载福，能与多隆阿、鲍超相提并论者，就只剩一个曾国荃了。
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亲弟弟，功名心重，打仗非常顽强。因他在曾家排行第九，故被湘军称之为九帅。
眼下，曾国藩的实力虽然不如胡林翼，却有一个绝大的优势：
曾国藩一手创办了湘军。湘军一切制度，基本都是曾国藩一手创制的。营官以上军官，基本都是由曾国藩一手提拔的。
特别是湘军水师，是曾国藩嫡系中的嫡系。曾国藩创建水师时亲力亲为，连战船都是他一手设计、一手实验的。
有这种渊源在，曾国藩就有把握掌控湘军。
傍晚，曾国藩一行饥肠辘辘，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这几年，冬天越来越冷，常常下起盈尺的大雪，农业收成也大受影响。
东亚气候进入了小冰河期。史载，1861年江南积雪三尺。这也是当时民变四起的重要原因。
眼看天色将黑，赵烈文等人不禁焦急起来。曾国藩这几年一边带兵一边修学，理学功夫大长。面对此种窘境，他依然气定神闲，不急不徐地向前走。
负责打前站的军官一直没有音信，刘蓉很是担忧，吩咐亲兵预作准备，以防不测。
恰在这时，一队骑兵从对面风驰电掣地赶了过来。天色灰暗，看不清来人的旗号。
按理说，这里是湘军的地盘，从来没有革命军的踪迹。刘蓉还是很谨慎，让亲兵掏出洋枪，又派出一队人马挡住来路。
好在是虚惊一场，来人是自己人，正是队伍里负责打前站的军官。他面露喜色，到曾国藩面前翻身下马，说道：
“大帅，前面就是富水，渡过富水就是龙港。湘军在龙港设有厘卡，又驻有一队兵马。我已经找好了渡船，大帅可在龙港落脚。”
众人大喜，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到了渡口，登渡船，过富水，果真看到一处厘卡。湘军在水陆要冲设置厘卡，收取厘金，以此筹措军饷。
这处富水旁的厘卡，正是湘军厘金制度的一个缩影。负责这处厘卡的是个湘阴籍的生员，也算是读书人。
他人很机灵，已在此备下几口大锅，炖上了大杂烩，锅里炖着猪肉、豆腐、粉条、白菜、土豆、萝卜等食材，荤素要间，香气扑鼻。
见到曾国藩，他上前行个大礼，自称名叫张宗尧，问道：“大帅，咱们在这里吃，还是前面龙港吃？”
龙港是处商镇，住着不少商户。曾国藩一行近百人，到龙港吃自然吃得更好，却无疑将会扰民。他摆摆手说道：“不用了，我就在这里吃大锅炖。”
人困马乏，吃什么都香。张宗尧侍奉曾国藩吃过晚饭，曾国藩对他十分满意，随口问道：“你守这处厘卡，每月进银多少？”
张宗尧胸有成竹，说道：“回大帅的话，卑职这处厘卡，位于湖北、江西两省交界处，又处在咸宁、通山、兴国、武宁四县的中心，是处要紧的地方。
“按粮台立下的规矩，这处厘卡每月应进银三百两。”
曾国藩听出了些弦外之音，把目光投向张宗尧，问道：“应进银三百两，实进银多少？实际征收又有多少？”
湘军以书生带兵，委派到粮台、厘卡上的官吏也以书生为主。同时，湘军非常抱团，也非常排外。负责龙港厘卡的张宗尧，便是个湖南籍的生员。
书生知廉耻，也知气节。张宗尧听说过曾国藩的脾气，也被他平易近人的态度所打动，决心向他坦白，便说道：
“大帅，粮台索求甚严，说每月进银三百两，就必须进银三百两。但实际上，龙港地处交通要道，常有湘军军官经过。
“中途饮食、住宿，多由厘卡照应。这里面的费用，都要有厘卡支出。”
和前朝一样，清朝官员也可以使用驿站，食宿皆免费。但湘军是私兵，大部分军官都不算正式官员，因而也就不能使用清朝的邮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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