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的春天来得很晚,直到四月初,港口才终于从冰封里彻底醒过来。
破冰船鸣着汽笛驶出码头,几艘挂着苏联和芬兰旗帜的货轮并排泊在港外,等着把一船船粮食,建材和机械设备卸下来。
码头的吊车重新转动,锃亮的钢缆在阳光下起起落落。
芬兰工人们三班倒,把成袋的小麦,成捆的钢筋和一箱箱药品搬上卡车。
一个老码头工从跳板上走下来,摘下帽子和身边的工友笑呵呵道。
“打仗那会儿这里天天防空,现在天天卸货,像换了座城。”
工友把扛在肩上的粮袋往上颠了颠。
“是啊,希望再也不要有战争了。”
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商店重新开张,橱窗里摆着新到的黄油,糖,布匹和自行车。
配给制还在,但已经比战争结束时宽松了许多。
主妇们排队买面包时不再吵架,有些人还能在周末多买一小块蛋糕。
街角新开了一家苏联援建的服装厂,厂门口贴着芬俄双语的招工启事,女工们进进出出,脸上被车间暖气管烤得红扑扑的。
一个在纺织厂做了半辈子的老工人在厂区门口抽着烟,看着成箱的棉布从卡车上卸下来,对旁边的年轻技工说。
“年轻时从没穿过这么好的俄国棉布。”
技工笑着回答道。
“如今芬兰的棉布比丹麦货还耐穿,我打算给妹妹买块红的做条裙子,等胜利日游园会穿。”
老工人笑了一声。
“红的好,跟芬兰湾的晚霞一个颜色。”
乡下更明显。
苏联援助的拖拉机和化肥一批批运到各个农庄。
图尔库以北几个农场里,新到的“红色芬兰”牌拖拉机在田里突突突地跑,犁铧切进松软的黑土,翻出带着草根的潮湿土浪。
农场主们蹲在田头,用手抓起翻上来的土闻。一个老农捏着土块对儿子喊道。
“这地比去年肥,苏联的肥料比德果人以前卖的厉害多了。”
儿子在拖拉机驾驶座上探出身。
“我以后打算要学修农机,不种地了。”
老农把土块往田里一扔。
“修农机也得先懂地,不懂地,修得再好也白搭。”
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旁边的农妇们笑着往拖拉机上系红布条,说这是芬兰的春祭,机器也要图个吉利。
在北部拉普兰地区,苏联派来的农业技术员住进了萨米人的帐篷和木屋。
他们带着当地牧人搭起保温畜棚,教大家怎样用冻土地膜种土豆和芜菁。
一个萨米牧民最初不信任这些俄国人,直到家里的驯鹿群第一次在开春前没饿死,他才把技术员请进帐篷喝驯鹿奶。
技术员喝不惯,咳嗽了半天,那个牧民拍着大腿笑,说原来苏联人也有怕的东西。
笑完他让妻子拿出一条用鹿皮缝的护腿递给技术员,说拉普兰的春天又冷又长,这比勋章暖和。
技术员把护腿绑在靴子外,用半生不熟的芬兰语说谢谢,说等这里通了电,他要给这些帐篷都装上灯泡。
牧民说那还早,技术员说会很快,莫斯科的电厂已经在图纸上了。
科特卡港,芬兰东部,一座苏联援建的造纸厂重新开工。
白桦木从北边用火车运来,在粉碎机里发出轰鸣,最后变成一卷卷雪白的新闻纸。
厂长带着瓦列里的大幅照片挂在办公楼前厅,不是芬兰正府的命令,是工人们自己找报社的人翻拍的,说没有苏联的贷款和机器,这厂就永远只剩四堵焦墙。
厂里的午餐不错,每天有黑面包,鱼汤,腌黄瓜和热茶,夜班还有肉馅饼。
“以前德国人在的时候,芬兰人连自己的鱼都吃不上,现在苏联人不仅买芬兰的鱼,还帮芬兰卖到国外,每个人每个月都能给家里寄钱。”一个老工感叹着说道。
同伴把工作帽摘下来扇风。
“苏联人拿走了港口和几个岛,但给的东西也多,日子反而比战前好过了。”
两人走到码头边,晚风里夹着木浆和烤香肠的气味。一艘苏联货轮正缓缓离港,桅杆上的红星旗在夕阳下亮得像一颗落进海里的星。
芬兰正府的外交官在赫尔辛基给莫斯科写感谢照会,字斟句酌,既不想显得卑躬,又不愿失了体面。
但民间的反应简单得多。
人们在邮局寄给苏联援建人员的信里,夹着自家晒的干蘑菇,织的毛袜,还有人把一张芬兰湾的风景明信片寄到列宁格勒,背面写着:“谢谢你们带来的面包和机器,今年芬兰湾解冻时,海面比以前亮。”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说俄语,但越来越多的芬兰孩子在学校里学起了俄语。
他们用芬兰语和俄语掺杂着聊天,在操场边的木牌上写着“和平万岁”。
一个老师站在教室窗前,看着孩子们在春天开满蒲公英的操场上跑,转头对同事笑呵呵。
“这样多好。”
同事正在批改作业,抬起头。
“是比战争好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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