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茂立刻来了精神,身体前倾,像是一个要向老朋友炫耀收藏的藏家。“当然强!今年是七十周年,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阵容。”他掰着手指数,“佩德罗·阿莫多瓦的《胡丽叶塔》,这是他第五次入围主竞赛。达内兄弟的《无名女孩》,第七次入围。保罗·范霍文的《她》,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这部片子会引起争议——不是内容上的争议,是美学上的。还有人会质疑范霍文是不是太商业了,不适合戛纳。”
杨简笑了一下,“《她》在戛纳?范霍文的暴力美学配上于佩尔的冷感表演,会很有意思。”
“还有朴赞郁的《小姐》。”福茂继续,“小棒棒的那位。他的片子你也看过吧?《老男孩》《蝙蝠》《斯托克》。这次《小姐》是他在戛纳的第一次亮相。他把1930年代的朝鲜和小日子殖民时期的背景,拍成了一种精致的情色惊悚。画面美得不像话,但情节很黑暗。我觉得他会让很多观众坐立不安。”
杨简点了点头。他在飞机上看了《小姐》的资料,还看了预告片。“朴赞郁是一位很厉害的导演,他的视觉风格非常强烈。但我更好奇的是泽维尔·多兰。《只是世界尽头》,他的第六部长片,他才二十六岁。这个年轻人每次来戛纳都能引起话题。2014年《妈咪》拿了评审团奖,全场掌声雷动。这次他带来了加斯帕德·尤利尔、玛丽昂·歌迪亚、蕾雅·赛杜这样的豪华阵容。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新作。”
福茂的表情有些微妙,“多兰的天赋毋庸置疑,但他太年轻了,年轻到有时候会让人忘记他只有二十六岁。他的电影情感浓度很高,有时候高到让人觉得喘不过气。他的影迷觉得这是激情,批评者觉得这是矫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戛纳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吉尔·雅各布在一旁补充,“除了这些熟面孔,今年还有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一位德国女导演,这是她的第一部戛纳入围作品。还有安德里亚·阿诺德的《美国甜心》,英国女导演,第三次入围主竞赛。”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今年主竞赛单元有四位女导演,这是戛纳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杨简敏锐地捕捉到了雅各布语气里的那一丝不自然。他知道戛纳这些年一直被批评“性别歧视”——主竞赛单元女导演的比例常年偏低。今年四位女导演,已经是历史最高,但这个数字在二十一部入围影片中,依然少得可怜。
“性别问题只是冰山一角。”雅各布仿佛看穿了杨简的心思,继续说,“多样性问题才是真正的挑战。今年主竞赛单元二十一部影片,亚洲只有三部——朴赞郁的《小姐》,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曼多萨的《罗莎妈妈》,还有……还有你的《寄生虫》。”他看着杨简,“华语片只有《寄生虫》一部入围。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杨简当然知道。华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在戛纳主竞赛单元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除杨简以外的华语作品的踪影。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他的截胡,那就是连续多年没有华夏电影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这不仅仅是戛纳的遗憾,更是华夏电影的遗憾。
“这是华夏电影的问题,也是戛纳的问题。”杨简说,“华夏电影这些年都太追求商业化了,艺术电影的空间被挤压得很厉害。很多有才华的年轻导演,要么拍商业片赚钱,要么拍网大混日子,真正坚持拍艺术电影的人越来越少。这不怪他们,这是大环境的问题。”
福茂点了点头,“所以你今天再度来戛纳,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寄生虫》是今年主竞赛单元唯一一部华语片——哦不,是华夏语片。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如果你能拿奖,那将是对华夏艺术电影是好事。如果你拿不了,那……”
“那也没什么。”杨简接过话,“拿不拿奖,其实不重要。奖项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真正重要的是,电影本身有没有力量。如果有力量,它自然会找到它的观众。戛纳的舞台很大,但不是唯一的舞台。”
雅各布看着杨简,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欣赏,感慨,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也许是羡慕,也许是不甘,也许是一种“我老了,世界是你们的”的释然。
“杨,”他端起酒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很高兴你能继续选择戛纳。戛纳需要你,就像F1需要你一样。你的存在,让我们觉得,电影这门艺术还有希望。”
杨简摇摇头,“吉尔,你太悲观了。电影不会死的,就像文学不会死,音乐不会死。形式会变,载体会变,但讲故事这件事,永远不会过时。只要人类还有情感,还需要被理解,还需要被感动,电影就会一直存在。”
三个人碰了杯,各怀心思地将酒一饮而尽。
夜色完全降临的时候,雅各布和福茂起身告辞。杨简送他们到门口,看着两位法国老登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转身回到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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