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大比之年，京师贡院外的胡同里住满了各地赶来赴考的举子。张如圭住在最便宜的那家客栈，房间逼仄得连转身都困难，屋顶的瓦片缺了两块，逢雨便漏。他却不觉得苦，每日清晨便起，在灯下再将那几篇熟得能倒背的时文默诵一遍，心中燃着一团火。
他出身湖州乡下，父亲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圭，你要中。”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八亩水田，才凑足了他上京的盘缠。临行那日，母亲站在村口的皂角树下，枯瘦的身子像一截将倒的篱笆桩，却硬撑着没有哭。张如圭走出去很远了，回头望，母亲还站在那里。
他不能让母亲失望。他不能。
放榜那日，张如圭天不亮就挤到了贡院门口。人山人海，挤得他肋骨生疼。他踮起脚，伸长脖子，在那一长串墨写的名字里拼命地找。第一遍，没有。第二遍，从头再看，还是没有。他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像一块石头坠入了深井，连个水花都听不见。
同来的几个朋友有的中了，在人群里高声谈笑，彼此拱手道贺。有人拍他的肩膀，说些“下次再来”的安慰话。张如圭木然地点头，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没脸回湖州。
后来辗转托了同乡，在顺天府学里寻了个教书的差事，教几个蒙童念《三字经》《百家姓》。每月束修二两银子，够他活下去，却不够他买那些动辄几十两银子的时文选集和名人墨卷。他一边教书一边苦读，三年后再考，中了举人；又三年，终于中了进士。
那一科的进士里，张如圭年纪不算最轻，但也不老。三甲同进士出身，名次靠后，运气好的人能选个知县，运气不好的就等着候补。他没有门路，没有靠山，在吏部等了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才等来一个实缺——湖州府同知。
湖州。他的家乡。
他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认不出他了。老人的眼睛瞎了，耳朵也背了，干枯的手摸着他的脸，摸了好半天，才颤巍巍地叫了一声：“如圭？”
他跪在母亲膝前，哭得像个孩子。他想，他终于可以对得起父亲临终前那句话了。他想，好日子终于来了。
二
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分管清军、巡捕、粮务、水利诸事，说起来样样都能管，实际上样样都做不了主。张如圭到任之后，才发现这官场和他想象的全然不同。
他以为做官就是替百姓申冤、替朝廷分忧，把书里读的那些“民为贵，社稷次之”的道理一条一条落到实处。可是上任第三天，知府大人就把他叫到花厅，笑眯眯地递给他一封信。信是省里一位道台写的，大意是：某某盐商有个案子在湖州府，请多关照。
张如圭把那封信看了三遍，没看懂。什么案子？盐商怎么了？他问知府，知府只是笑，说：“张同知初来乍到，慢慢就懂了。”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盐商名下的一处盐引出了纠纷，有人告他强买强卖。按律，盐商是要吃官司的。可是知府的意思很明白——不要办。不办，盐商承情；办了，道台不喜。办与不办之间，隔着一个人的前程。
张如圭犹豫了很久。他翻遍了《大清律例》，又翻遍了案卷，觉得那个告状的乡民确实有理。他去找知府，说：“大人，这个案子，恐怕还是要按律……”
知府正端着盖碗茶，听他说完，慢慢地吹了吹茶沫子，呷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张同知，你是哪一科出来的？”
张如圭一怔，报了年号和名次。
知府点点头：“三甲。不容易。家里供你读书，花了不少钱吧？”
张如圭不知该如何回答。
知府放下茶碗，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着手站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你呀，还没明白。这官场上，最要紧的不是你对还是我对，也不是律法怎么说，而是——谁跟谁是一边的。道台跟臬台是同年，臬台跟抚台是姻亲，抚台跟京里的某某大人是门生。你办了这个盐商，就是打了道台的脸；打了道台的脸，就是得罪了臬台；得罪了臬台，抚台能高兴吗？抚台不高兴，你这五品同知，还想往上走吗？”
张如圭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脑子像一团浆糊。他不服气，还想再说几句什么，知府已经转了身，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这个案子，压一压吧。告状的那个，给他几两银子，叫他回去。他一个泥腿子，能翻出什么浪来？”
张如圭张了张嘴，到底没有再说。
那个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告状的乡民收了十两银子，千恩万谢地走了。盐商托人送来一幅董其昌的字，知府收了，张如圭没有。他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守住这一点点——不收东西，不沾便宜。可是他心里明白，案子的事，他已经脏了手。
此后这样的事越来越多。乡绅占人田产，他来告状，知府说“乡绅是某某人的亲戚，压一压”；豪强打死佃户，他来告状，知府说“佃户是自己跌死的，仵作那边已经打点好了，你签个字就行”；甚至连邻县一个举人犯了人命案，也能递过话来，说“大家都是读书人，何苦相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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