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列宁格勒港，第四号码头
涅瓦河河口弥漫着浓重的机油、铁锈和海水咸腥混合的气味，三十座龙门吊在秋日薄雾中如同钢铁巨兽般缓缓摆动。港区调度主任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站在三层楼高的调度塔窗前，手中的望远镜因为汗水而滑腻——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第一泊位停靠着悬挂联合帝国蓝底白星旗的“金龙号”货轮，甲板上堆放着印有“复兴重工”徽标的木箱，里面是五百台“复兴-25型”拖拉机的散件。三十名穿着深蓝色工装、胸口绣着“复兴重工-大连”字样的联合帝国工程师，正指挥着苏联码头工人用英国制造的蒸汽起重机卸货。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的技术总监陈明德，他操着生硬的俄语对苏联翻译喊：“小心！发动机组要垂直吊装！歪斜超过五度，曲轴就会变形！”
紧邻的第二泊位，英国货轮“曼彻斯特荣耀号”正在卸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出售的四艘“郡”级重巡洋舰的预制构件。巨大的舰艏分段用帆布包裹，上面用俄文和英文双重标注“小心轻放——精密光学测距仪内置”。十二名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组成的技术顾问团，在舰炮专家阿瑟·威尔金森少校带领下，正用游标卡尺测量炮座基环的精度。“误差不能超过0.005英寸，”威尔金森用牛津腔英语对苏联海军代表说，“这是‘马克VIII’型203毫米舰炮的安装标准，如果你们的船厂达不到，我们可以提供额外的校准服务——当然，要加收15%的技术服务费。”
第三泊位更混乱。德国货轮“汉堡商人号”和法国货轮“马赛之光号”并排停靠，两国的工程师团队正在争吵。克虏伯公司的坦克专家汉斯·冯·克莱斯特博士，指着施耐德公司火炮工程师皮埃尔·杜邦手中的图纸大喊：“你们的75毫米野战炮后坐系统会干扰我们‘虎I’型坦克的传动舱！必须重新设计炮塔座圈！”杜邦不甘示弱地挥舞着计算尺：“是你们的坦克底盘太窄！我们M1897型速射炮在凡尔登战役时就是标准配置！”
“都闭嘴！”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特派员瓦西里·科罗廖夫中校挤进人群，他手里拿着斯大林亲自签发的第378号命令，“按照计划，克虏伯的坦克底盘和施耐德的火炮要在基洛夫厂组装，有什么问题到车间再吵！现在——卸货！”
而在港区仓库区，景象更加超现实：
A仓库堆满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A型”轿车散件，五百个板条箱上印着“底特律-莫斯科联合装配项目”。六名福特工程师在流水线旁培训苏联工人，领头的亨利·福特二世（老福特的孙子，年仅23岁）用蹩脚俄语说：“记住，装配顺序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如果装反了，方向盘会卡在排挡杆上。”
B仓库是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CR.32”战斗机组件，一百架飞机的机翼、机身、尾翼分开包装，蒙布上印着意大利皇家空军的鹰徽。菲亚特首席设计师切莱斯蒂诺·罗萨泰利亲自坐镇，他正用意大利语夹杂着手势，向苏联空军技术人员解释全金属应力蒙皮的铆接技巧：“铆钉间距必须是2.5厘米，多一毫米都会影响气动！”
C仓库最特殊——这里存放着联合帝国北极星集团（军火垄断，1798年建立）秘密出售的“海东青”战斗机发动机样品，以及荣耀集团（科技垄断，1798年建立）的“荣耀-4型”航空发动机图纸复印件。五名穿着便服的联合帝国军情局特工24小时守卫，负责人是个化名“老周”的中年男子，他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说：“这些资料，我们张凌云首相要求绝密。如果被英国情报局发现，我们都得上军事法庭。”
同一时间，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白海航运枢纽
这里的气候比列宁格勒恶劣得多，九月的寒风已经卷着冰屑。但港口的繁忙程度丝毫不减——因为这里是接收联合帝国远东物资的主要门户。
第五泊位，悬挂联合帝国旗帜的“北疆号”破冰货轮刚刚靠岸。船上装载着金刚集团（钢铁垄断，1838年建立）从内东北行省（大连）发来的二百万吨特种钢材，以及复兴重工的全套轧钢机生产线。码头上的景象堪称奇观：
二十台苏联“科明特恩”牌重型卡车，正排队装载印有“金刚-9型电弧炉”字样的巨大部件。联合帝国总工程师林卫国（工业大臣陈交隆的表弟）爬在十五米高的炉体上，用扩音器对下面的苏联工人喊：“左移三厘米！不对，是右移！你们分不清左右吗？”
而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一场秘密交易正在进行。复兴重工副总经理刘建华（财政大臣刘本忠的侄子）将一本厚达五百页的“复兴-25型拖拉机柴油机全套图纸”推给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代表：“这是约定好的。但我要提醒你们，这批图纸的序列号我们已经备案，如果三年后在外蒙古或阿富汗出现仿制品，我们会立即终止所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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