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5日，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
秘鲁代表曼努埃尔·埃利亚斯·德·拉·奎斯特拉站在发言席前，这位安第斯小国的外交官此刻提出的问题，像一把冰锥刺破了会议大厅表面克制的氛围：“诸位阁下，我有一个简单的疑问。‘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根据档案，他们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策划了至少两百起重大暗杀，三十多起政变，现在又制造了全球假币危机。这些行动需要巨额资金——雇佣刺客、购买武器、伪造货币、贿赂官员、建立跨国网络。他们的钱从哪里来？”
大厅里响起窃窃私语。这个问题太基础，却又太致命。德·拉·奎斯特拉继续追问，声音在穹顶下回荡：“早期的绑架富商、抢劫银行，或许能维持小规模行动。但要支撑全球范围的长期运作，特别是这次假币危机——根据各国央行的估算，伪造的货币总量价值超过五亿美元，印刷成本至少五千万美元。这笔钱，不可能是抢几家银行就能解决的。”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联合帝国代表席。张松涛——帝国首相张凌云的堂弟，联合帝国外交部国际事务司司长，一个三十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缓缓站起身。他手中没有文件，只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封面上印着联合帝国军情局的银色徽章。
“德·拉·奎斯特拉阁下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军情局追查的核心。”张松涛的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他翻开笔记本，扫了一眼上面的加密记录：
“第一阶段，1793年至1850年。主要靠传统犯罪手段：抢劫银行、绑架勒索、走私违禁品。记录显示，‘破碎王冠’在1805年至1815年间，抢劫了至少七家欧洲王室银行，获取约合今天价值八百万美元的黄金。‘自由之翼’在1820年至1840年间，通过绑架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和英国工业家，获取赎金约五百万美元。这个阶段，他们还是草莽组织，资金来源不稳定，行动规模有限。”
“第二阶段，1850年至1900年。”张松涛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更像学者而非外交官，“他们开始‘产业化’。‘破碎王冠’控制了部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残余网络，通过贩卖非洲劳工到古巴和巴西的种植园，年获利约两百万美元。‘自由之翼’则涉足鸦片贸易，在印度、东南亚和联合帝国之间建立走私渠道，鼎盛时期年利润三百万美元。同时，两组织都开始投资实业——‘破碎王冠’在普鲁士的鲁尔区拥有三家煤矿的股份，‘自由之翼’在纽约华尔街控制了两家小型银行。”
大厅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德国代表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的脸色阴沉下来——鲁尔区是德国工业的心脏。美国代表亨利·史汀生握紧了拳头。
“但真正让这两个组织完成蜕变的，是第三阶段。”张松涛合上笔记本，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代表，“1900年至今。他们不再满足于犯罪和实业，开始寻找更稳定、更隐蔽、也更庞大的资金来源。”
他停顿了。这停顿只有三秒钟，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像三个小时。窗外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板上投下诡异的光斑，像一张等待被揭开的阴谋网络。
“他们收到了，”张松涛一字一顿地说，每个字都像冰珠砸在大理石地面上，“各国某些政治势力的资助。”
死寂。
绝对的、令人窒息的死寂。连翻译隔间里的译员都停止了工作，耳机里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大厅角落的瑞士卫兵下意识地握紧了步枪。
“你……你说什么？”法国代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声音在颤抖。
张松涛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档案袋，用特制的钥匙打开封蜡，取出一份薄薄的、印着“绝密-阅后即焚”字样的文件。文件的第一页，是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从十几个国家的政治标志，指向中央的两个符号：破碎的王冠，折断的翅膀。
“根据军情局联合帝国中央银行（行长叶如龙）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穆罕默德·卡瓦里·艾哈迈德）的联合调查，以及四大跨国财团（黄金集团、铂金集团、盛世集团、信通集团）提供的交易记录，”张松涛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这份平静此刻显得无比可怕，“自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署以来，‘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接受了来自至少七个国家的十二个政治势力的秘密资助。资助形式包括：政治献金、竞选资金、‘研究经费’、‘文化交流基金’，以及最直接的——军火贸易回扣。”
他指向图表上的第一个箭头，箭头从德国的铁十字标志出发：“1920年，德国极右翼组织‘钢盔团’通过瑞士银行账户，向‘破碎王冠’转账五十万马克，名义是‘反布尔什维克行动经费’。1922年，德国共产党通过柏林的地下钱庄，向‘自由之翼’支付三十万马克，用于‘反资本主义宣传’。这两笔资金，都被用于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的恐怖袭击——包括针对法国占领军的爆炸案，和针对德国政府官员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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