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三月月二十五日，陕西商洛县衙大堂， 曾中生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中央红军总政委负责组织了会议，由中央分局机要科负责记录，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红八军团各军主官、师级以上指挥员、机关二局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二十余人列席。
部队进入陕西后后，中央分局常委在行军途中即已碰头，在庙岭确定了本次会议的议题、主持人和记录人。会前通知已送达各部队主官，并规定：遇紧急军情，前线指挥员可中途请假离场处置。会场所需的战况材料、电报情报已由机关二局和参谋部分别整理完毕，准备就绪。会场设在县衙大堂，外围由警卫部队负责警戒，周边街道已提前布设岗哨，确保会议不受干扰。
看到人都到齐了，曾中声一点都不磨叽当即站起来，对着众人宣布会议开始。他的声音不高，但语速平稳，清楚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今天这个会，是鄂豫皖中央分局进入陕西以来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做两件事。第一，总结第六次反‘围剿’以来，特别是平靖关战役失利到长征初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第二，讨论红八军团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先由我作主报告。”
曾中生停顿了一下，等大堂完全安静下来，然后才开始往下讲。
曾中生没有看稿，语速平缓，像在复述一段已经被反复核对过的事实：“第六次反‘围剿’开始前，鄂豫皖苏区周边敌军已达三十万以上。我们在内线和外线作战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整体态势一直在被动中逐日收窄。平靖关一战，暴露了我们在情报判断、兵力调度和后勤保障上的问题。敌人封锁线逐段收紧后，部队回旋空间越来越小，最终不得不放弃苏区，实行外线转移。这是教训。”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人，“但也是经验。部队在平靖关之后还能保持建制完整，说明我们经受住了最困难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从这些教训中找出下一步该怎么走的依据。”
他说完后，坐回椅子上，把位置让了出来。
接着由周亦云向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军事副报告，周亦云站了起来，走到地图前，目光从地图上收回来，转向众人：“第六次反‘围剿’打了将近一年。鄂豫皖苏区在敌军三十万兵力的四面合围下，依靠运动战和游击战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平靖关的失利不是战术问题，是战略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我们是在敌人合围完成之前跳出包围圈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他停了一下，“从鄂豫皖出发时，全军扩红加地方约三万余人。经过桐柏山、伏牛山，在平靖关与敌第十四军、湘军第一纵队反复拉锯，伤亡和掉队都很大。铁锁关一战，部队在连续急行军后强行攻坚，红一团付出了不小代价才打开关口。进入陕南后，我们在南洛和商洛一带稍作休整，兵力有所恢复，但目前全军实有兵力大约在两万两千人左右，部队减员约百分之27。”
周亦云说完后，回到座位上。大堂里安静了片刻，由曾中声宣布进行自由讨论，随后陆续有人开始发言。
旷继逊首先发言： “四方面军既已西进，我们再往川北靠拢，已经没有明确的目标。我建议向西进入汉中盆地，依托大巴山建立立足点，再沿川陕边界向南运动，逐步与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靠拢。汉中盆地有粮有物，可以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
王而琢确接着发言反驳道： “汉中盆地确实有物资，但进入盆地意味着我们要从山区转入半平原地带，敌军一旦封锁出口，我们就很难再机动。我主张继续沿商洛以南的山地向西南方向推进，不急于寻找固定的落脚点，而是保持在运动中的状态，见机行事。只要不被堵住，总能找到与友军会合的机会。”
李劳工接着王而琢的话说道： “我赞成保持机动性，但也不能盲目地走。机关二局的同志需要尽快摸清川西北和陕南交界处的敌情，确定哪些方向有空隙可用，哪些方向已经被封死。”
林娥随即便回应道： “目前掌握的情报显示，陕南与川北交界地带敌军兵力相对分散，杨虎城的部队主要沿关中平原布防，川军主力已被四方面军吸引向西。从商洛向南进入镇安、旬阳方向，再沿大巴山东麓转入川北，是有可能通过的。”
不断有人说道： “我同意向西走，但要记住一点——杨虎城不是不能打，他怕的是中央军借追击之名进入陕西。我们只要不在陕西停留太久，他不会全力追击。这是一条可以利用的缝隙。”
曾中声插了一句： “也就是说，同志们认为，陕西可以走，但不能停。停了，杨虎城就会变成敌人。”
与会者相继发言，有人主张进入关中盆地，认为那里有物资基础；有人建议沿大巴山边缘向西南机动，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合；也有人提出就地建立根据地、依托陕南山区与敌军周旋的构想。几种意见各有依据，大堂里的讨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声音从不同方向轮番出现，有的发言被中途接过话头，有的被后续发言进一步展开，逐渐集中在陕南与川北交界地带的几条主要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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