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从零星史料中拼凑这十八策时，总爱从第一策说起：“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这句话刻在策论开篇，字迹比旁的工整三分，显然是刘伯温初入应天府时，蘸着新磨的徽墨写就。朱元璋记得初见这行字时，正蹲在应天府城头查看城防，泥靴上的土粒落在绢帛边缘，却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叮嘱：“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他命人将此句刻在国子监的石碑上，却在夜深人静时，对着策论苦笑——这“有德者”的秤杆，从来不是帝王自封，而是百姓心里的那杆秤。
第二策论及“略定东南，挥师北上”，舆图上的红笔标记至今可见。至正二十年，当刘伯温在帅府铺开《江南军力分布图》，指尖划过长江防线时，朱元璋的指甲几乎掐进了桌案——陈友谅的战船屯驻江州，张士诚的粮船挤满苏州河，而他的势力不过横跨江淮数州。“元军如强弩之末，却困于红巾军之乱，”刘伯温的狼毫在“应天”二字上画了个圈，“此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机——先固东南粮仓，再借元廷与义军相耗，十年后必成气候。”后来的鄱阳湖之战、平江围城，果然应了这“略定东南”的伏笔，只是朱元璋没想到，当他率师北伐时，策论里的“天赐良机”，早已变成了百姓箪食壶浆的“人心所向”。
第三策的“韩林儿挡箭牌”之议，藏着乱世中最现实的权谋。至正二十三年，当韩林儿的船在瓜步江沉没，朱元璋对着策论上的“勿为箭靶”四字沉默良久。刘伯温早知他不愿久居人下，却也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当年陈涉自立为王而遭众矢之的，正是前车之鉴。“奉韩宋为正统，却自掌兵权，”策论里的小字批注写着，“如刘邦之奉楚怀王，借其名而聚其势。”这招“借壳”之术，让朱元璋在红巾军诸部中脱颖而出，却也在登基后成了他不愿多提的过往——毕竟比起“借势”，他更愿后人记住的，是“吊民伐罪”的大义。
第四策独论应天府的“龙盘虎踞”，却不止于风水之说。刘伯温曾带着堪舆图走遍金陵山水，在策论里画下详细的城防图：“秦淮河可通漕运，石头城可扼江防，钟山可屯伏兵，而民心，才是最坚固的城墙。”朱元璋依策扩建应天府时，特意命人将城墙根基加深三尺，每块城砖都刻上烧制者的名字——这不是为了彰显皇权，而是策论里“根基在民”的注脚。当后世赞叹明城墙“固若金汤”时，却不知每一块砖里，都藏着“以民为基”的苦心。
论及陈友谅、张士诚的第五策，字里行间透着对人性的洞彻。刘伯温将陈友谅比作“弑主之鹰”，张士诚比作“守财之犬”，却对“方国珍之流”写了句“可抚不可剿”——那些私盐贩子出身的海盗，不过是为了一口饭铤而走险，“禁私盐、开官市、给田亩”，不过三策，竟让方国珍的舰队不战自降。朱元璋记得在庆功宴上，刘伯温举着酒杯说：“乱世之人如飘萍，若给他们根，谁愿再漂泊？”这句话，比策论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更让他震动——原来最高明的战术，从来不是消灭敌人，而是让敌人不再成为敌人。
第六策“修德省刑，轻徭薄赋”，被朱元璋用朱笔圈了七次。至正二十五年，他在应天府推行“户帖制”，命人挨家挨户登记人口田亩，策论里的“元政无道，应引以为鉴”被写成警示牌，挂在府衙门口。当小吏报上“赋税减三成，粮仓增五成”的喜讯时，他忽然想起早年讨饭时见过的饿殍——所谓“得民心”，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让百姓的米缸里有粮，让他们的孩子能读上书。后来的“洪武之治”，或许就藏在策论里“轻徭薄赋”的墨痕里，藏在每一道“与民休息”的诏令中。
论及“尚贤”的第七、第八、第九策，最终化成了明朝的言官制度与科举新政。刘伯温曾在策论里痛陈“忠贤壅蔽”之祸，建议“广开言路，唯才是举”，朱元璋便设立了都察院，让言官“虽九品小官，可谏天子”；策论里“不论出身”的批注，让放牛娃出身的他敢于打破门阀，将“科举取士”推向全国。当解缙、方孝孺等寒门士子踏入朝堂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一切的源头，竟藏在一卷被帝王秘藏的策论里，藏在“尚贤者为政之本”的寥寥数语中。
第十策：耕战相济的军民密码
至正二十四年的应天府郊野，田埂上的稻穗垂着露珠，远处的演武场却传来金铁相击声。朱元璋蹲在田头，看着农夫用的犁铧与士兵的长枪并排放在树下——这是刘伯温“耕不忘战，战不忘耕”的活注脚。策论里写得明白：“耕者，民之命；战者，国之盾。”他依策推行“屯田制”，让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农，每五千亩屯田设“屯长”，既管耕种又司训练。当陈友谅的战船逼近鄱阳湖时，朱元璋的军队竟能带着新收的米粮出征——田地里长出的不仅是粮食，更是“军民一体”的钢铁长城。刘伯温曾在策论边注：“秦之强，始于商鞅耕战；元之弱，困于兵民分离。”此策一下，应天府的粮仓三年满溢，城墙下的士兵也不再是“吃粮的过客”，而是“守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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