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策：取予之间的民生权衡
元廷崩溃的教训，刻在策论“知索而不知培”的警语里。朱元璋记得初次读到“遏‘人之道’而通‘天地之道’”时，正握着户部报来的苛税清单——元廷的“括户”之法，竟让江淮百姓卖儿鬻女缴赋税。他依策改“竭泽而渔”为“养鱼蓄水”，在婺州试点“三十税一”，还命人绘制《农桑月令图》，教百姓按节气耕种。当小吏报上“税减而仓实”的奇景时，他忽然懂了刘伯温的“天地之道”：春天不抢农夫的耕牛，秋天不夺农妇的蚕茧，让百姓先“培本”，国家才能“取源”。后来的“户帖制”“黄册制度”，皆是此策的延伸——帝王的权衡，从来不在“取多少”，而在“留多少”。
第十二策：休养生息的治世根本
策论里“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八字，被朱元璋刻在御书房的楹柱上。至正二十七年，他望着战后荒芜的江淮大地，想起刘伯温说的“春种秋收，顺天时而利民生”。于是下《劝农诏》，免三年税赋，给流民发耕牛种子，还在应天府设“惠民局”，给病困农夫施药。当第一个“丰收年”的喜报传来，他看见百姓在村口立起“朱公生祠”，忽然明白“天地之生愈滋”的真意——不是帝王赐福，而是让百姓自己耕种出希望。此策推行十年，曾经白骨露野的中原，竟重现“村村闻犬吠，家家有炊烟”的景象，连刘伯温都在奏疏里叹：“陛下之‘与民休息’，胜似十万雄兵。”
第十三策：赏罚之间的威权大道
策论“赏忌僭，罚忌滥”的铁律，铸就了朱元璋的治军方略。鄱阳湖之战后，他依策重赏常遇春等功臣，却对临阵退缩的将领毫不留情——哪怕是同乡亲卫，也按军法论处。刘伯温曾在策论里举“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为例，批注“威权非刑杀，乃公心”。后来设立的“锦衣卫”与“都察院”，看似铁血，实则是“赏罚分明”的延伸：有功者，哪怕是小卒也能封百户；有罪者，哪怕是勋贵也难逃法网。当李善长的亲信因贪墨被诛时，满朝文武终于懂了，策论里的“令行禁止”，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刻在律法里的“天平”。
第十四策：善战者的损敌智慧
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水面，火攻之计的背后，藏着策论“以我之敌敌敌”的玄机。刘伯温算准陈友谅“弑主而失心”，便建议朱元璋打着“为韩宋复仇”的旗号，拉拢红巾军旧部——让陈友谅的敌人变成自己的盟友，正是“损敌者昌”的妙笔。当张士诚的援军因猜忌按兵不动时，朱元璋望着策论里“不善战者益敌”的警示，忽然明白：真正的善战，不是杀多少人，而是让多少人不再与你为敌。后来招降方国珍、劝服明玉珍，皆是此策的活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是让敌人的“心”先投降。
第十五策：独决与专断的御下之道
策论“众志多疑，不如独决”的论断，在龙湾之战中见了真章。当诸将对“诱敌深入”之计争论不休时，朱元璋盯着策论里“制万变在于专”的字迹，果断拍板——最终以少胜多，击溃元军主力。他深知，乱世之中，犹豫便是死亡。后来设立“五军都督府”，将兵权收归中央，正是“百万之师听于一将”的制度落地。刘伯温曾提醒：“独决非独断，乃断于公心。”于是朱元璋在乾清宫设“廷杖”，却也开“午门直谏”之例——让“独决”与“纳谏”并存，方得“定而不偏”的治世之道。
第十六策：编户安民的固本之术
朱元璋初入集庆路（今南京）时，见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刘伯温的第十六策“计丁给田，编户入籍”，成了乱世安民的良药。他命人丈量无主荒地，按人口分给流民，又推行“保甲制”，十户为甲，百家为里，甲长除了治安，还要记录“谁家添丁、谁家收成”。当流浪十年的农夫捧着田契痛哭时，朱元璋明白，策论里“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百姓有了土地，便没了造反的理由；有了户籍，便有了“归处”的安全感。此策推行后，应天府的流民率骤降，连元廷的密探都在情报里叹：“朱军所过，民竟‘附逆’，盖因有田可耕也。”
第十七策：教化先行的长治之基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在婺州重建孔庙时，刘伯温指着断壁残垣说：“毁一座庙易，毁人心之教难。”策论“兴办学校，以教风化”的主张，从此落地生根。他在各州县设“社学”，让农家子弟免费读书，又亲自审定《御制大诰》，将“忠孝节义”编成顺口溜，命里正挨家挨户宣讲。当第一个社学的童生能背诵《论语》时，朱元璋望着策论里“端正纲纪，消除祸乱根源”的字迹，忽然懂了：比起刀枪，教化才是最长久的“城墙”——让百姓知礼义，比让他们怕刑罚更重要。后来的“八股取士”，虽有弊端，却也源于此策“以教统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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