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我所以还要争取一下洪小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白艳丽有些靠不住，她的背景我不太清楚，如果把晚年托付给她是不太放心的，万一关键时刻她抛弃了我，我怎么去面对？而洪小梅就可靠多了。可惜她丈夫健在，不然我们就差不多成了。她不是没有动摇的迹象，只是我们见面不容易，如果象白艳丽这样容易，那该多好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国供销社的货架上，搪瓷缸在白炽灯的光晕下泛着淡淡的光。我正擦拭着玻璃柜台，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我抬头看去，只见洪小梅扎着麻花辫，和扎着红头绳的国春玲以及其他几个女同学并肩走了进来。阳光透过布帘子，在她们身上洒下细碎的金斑，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国春玲总是喜欢购买那些带有碎花的头绳，而这次，洪小梅却默默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着国春玲挑选完，然后才拿起那已经褪色的皮筋。就在这时，我鬼使神差地将库存里最后一包草莓味硬糖塞进了国春玲的手中。她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然后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开了。
而当我看向洪小梅时，却发现她的眼神如同被淬了冰的月光一般，冷冷地盯着我。那一刻，我仿佛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脊梁上升起。那个夏天结束前，我在供销社的后巷里，向洪小梅提出了分手。她紧紧地攥着我送给她的那几颗玻璃弹珠，直到指节都发白了，也没有说出一个字。她的牙齿咬得很紧，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果然她日后当众羞辱了我。
时光荏苒，四十多年转瞬即逝，岁月如白驹过隙般匆匆而过。然而，国春玲的一纸诊断书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片，无情地割开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在那充满消毒水味的化疗室里，国春玲面容苍白，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去找小梅吧，当年她哭得好伤心……”说完这句话，她的手缓缓松开，仿佛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也随之消散。
国春玲离去后，我独自一人坐在寂静的房间里，对着手机通讯录里那个特殊的号码发呆。那个号码，承载着太多的回忆和情感，却已经几年未曾被拨通。那年她回来过，去过三弟的家里，老弟也见到了了她，我在梦里跟她见了面。如今又是几年过去了，我要在生命走完之前见到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有一天，我通过手机号找到了她的微信，我们加上了好友。于是我们通过微信聊了很久。
这天，我终于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颤抖的手指按下了通话键。电话那头传来的嘟嘟声，像是在叩问我内心深处的某个答案。
几天后，洪小梅从关内回来了。她说她此次回来是为了探亲，她的父亲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离世，这次她要去看望她的母亲和叔叔。她的叔叔洪吉平失眠严重，因此托我给买严格控制的处方药。我当然愿意效劳了。我还试探她说不能白干，要她付出代价。
当我再次见到洪小梅时，她的鬓角已经爬上了丝丝银发，岁月的痕迹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印记。我们在街角的一家咖啡馆里相对而坐，她轻轻搅拌着手中的美式咖啡，热气升腾，模糊了她的眼睛，也模糊了我试图找回往昔的目光。
沉默良久，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话：“你能不能离婚？”话音未落，只听得“当啷”一声，洪小梅手中的勺子猛地撞在了杯壁上，溅起的咖啡滴落在桌面上，仿佛是我那颗破碎的心。
“我们都六十多岁了啊。”她的声音仿佛来自一台古老的留声机，带着岁月的沧桑和磨损，缓缓地流淌出来。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在附和着她的话语，又像是在嘲笑这无法挽回的过去。
“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说供销社要招营业员，我每天放学后都会急匆匆地跑去帮你理货。那些货物的灰尘钻进我的指甲缝里，怎么洗都洗不掉。可是，结果呢？你转身就……”她的话语突然中断，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急忙用纸巾按住眼角，试图阻止它们滑落。
我猛地站起身来，椅子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手中的咖啡杯因为我的动作而倾斜，褐色的液体泼洒在桌布上，迅速洇出一朵褐色的花，仿佛是我内心的写照，混乱而不堪。
“当年是年少轻狂啊！”我高声说道，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绝望和不甘，
我僵在原地，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当年我给洪小梅写了绝交信，她果然来找我要个说法。她要讨回公道，要挽回损失。在供销社门口，洪小梅被我拒绝后，冒雨跑向学校的背影浮现在眼前；还有婚礼那天，她躲在人群后泛红的眼眶；还有国春玲临终前，虚弱却坚定的嘱托。我以为自己在寻找救赎，却不过是在重复伤害。
玻璃窗上的雾气模糊了街道的喧嚣，我端起咖啡杯，看着杯口袅袅升起的热气，仿佛那是我逝去的岁月，在眼前轻轻飘散。对面坐着的洪小梅，曾经的恋人，如今也已满头银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六十多年的光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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