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夏天，热浪带着一股子黏腻的劲儿，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柏油马路被晒得软塌塌的，脚一踩就能留下个浅坑，抬脚时还能感觉到鞋底被微微拉扯，空气里飘着沥青融化的焦糊味，混着居民楼窗口钻出来的酱油香、葱花味，成了这个季节独有的、让人既烦躁又踏实的气息。
每条街道的电线杆上都挂着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红色横幅，毛笔写的“摸清人口家底，服务国家建设”八个字，被太阳晒得发亮，像一面面小旗子，在闷热的风里轻轻晃着。一场要把千万人姓名、年龄、日子都记进表格里的“数字战役”，就这么在蝉鸣声里悄悄拉开了序幕。
那会儿的我，就站在这场战役的边儿上，像片被风刮落的杨树叶，飘来飘去找不到落脚的地儿。
前段时间，相恋一年多的女友顶替她母亲的职，进工厂之后变了心，分手前在我枕头底下压了张字条，字迹挺清秀，写的却是“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知道，她是嫌我右腿的残疾，嫌我在居委会干些婆婆妈妈的工作。
紧接着，我在国营供销社大门口贴的招工的红榜上，挤在人堆里看了三遍，眼睛都花了，也没找着自己的名字。后来我了解之后才知道，不是考的不好，是供销社招工办的人说了，“招个残疾人来供销社影响供销社的形象，所以他们拒绝录取了′”。
许是命运多舛，那些日子，我总爱在傍晚往江边走。夏季涨水季节的长江水浑得很，从上游卷着塑料袋、烂树枝枯菜叶往下游冲，看着那水流，心里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喊：“你要是跳下去了你就解脱了。”
到了夜里，我的床头边的安眠药瓶被我拿起来又放下，标签上的字都被我的手指摩挲得模糊了……。
可等到我下班，每次赶回家，去父母的家里吃饭，听见厨房传来母亲切菜的“咚咚”声，听见她隔着门问“明天想吃白菜猪肉馅饺子不”，我又舍不得了。
人活着，到底为了谁？我想，有的时候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还在盼着你回家吃饭的人。
无论如何日子还得往下过，班也得上。我在居委会工作，每天帮着登记居民的粮票、布票，给新婚的夫妇开介绍信，参与居民纠纷调解，关注困难群体并帮助城市孤寡“三无“人员生活等等，这些工作尽管活儿不重，别人也可以干，甚至比我干得更好，可我自己却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
直到七月初的一天，居委会老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晾好的白开水，搪瓷缸子上印的“劳动最光荣”都掉漆了。
她说：“上面要搞人口普查，街道办缺个懂文化的，街道办事处与我协商，暂时抽你去帮帮忙？我这边工资照发，你在那边加班，加班费由办事处给你发补贴。”
听了老主任的话，我愣了愣，看着她眼里期待的眼神，我点了点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份要跟表格、数字打交道的活儿，会是拉我走出泥潭的救生筏。
街道办事处设在巷道口的坡上面，是一栋拥有独家院落的小二楼。
人口普查办公室设在办事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这间有二十来平米的屋子，堆得全是一捆捆的表格和档案袋。
推开房门，空气里飘着纸张的油墨味，混着人身上的汗味，闻着有点闷，却透着股实实在在的热闹。
办公室里一共五个人，除了我，还有区里下派的一名联络员，街道办公室汪主任，还有就是抽来的工作人员：管数据的会计刘大哥，手里总攥着个算盘，噼里啪啦打得比谁都快；负责收发表格的陈阿姨，记性好得很，谁家的表格没交，她一准儿记得。普查办负责人是街道办的汪主任，他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高中生，文化水平高，以后就负责宣传、培训普查员，再帮着审核表格，遇上难搞的‘钉子户’，你也跟着去跑跑。”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就上了岗。这辆永久自行车，陪了我好几年了，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培训人员是从各单位抽调上来的普查员，在这些日子里，我每天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把《人口普查登记表填写说明》用纲板一笔一划刻在腊纸上，然而油印出来，用红纲笔把重点标出来：“姓名必须跟户口本一致，别写‘狗蛋’‘丫丫’这种小名”“年龄得按公历算，咱不搞虚岁那套”“职业要写具体，是‘纺织厂挡车工’就别只写‘工人’，是‘小学教师’就别写‘教书的’”。
然后，我再把这些油印说明书分发给所有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
来培训的大多是社区里或是各单位的骨干，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就是有时候会犯粗心大意的错。他们容易把“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弄混。
为此，我在业务培训会上就举例子：“比如张三的孙子在外地读大学，半年才回一次家，这就是暂住人口；张三的儿子跟张三住一块儿，天天回家吃饭、睡觉，这就是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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