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酒喝到半夜时分，众人尽兴而归。王汉彰被张先云送回家，王汉彰回到家之后脸也没洗，脱了外套往床上一倒，整个人陷在被褥里，几乎是闭眼的瞬间就睡着了。
这几天他几乎没有合过眼，从昨天凌晨孙秃子灭门到昨天晚上香堂大宴，又到今天白天装佛像布机关，整个人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此刻弦松了，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沉进了睡眠里。
第二天早上王汉彰醒过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一道长方形的光带，光带里浮动着细小的灰尘颗粒，像是一群金色的飞虫在缓慢地游动。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天花板是白色的石灰抹面，墙角有一条细细的裂纹，像是屋顶的老房子在沉降之后留下的痕迹。他眨了两下眼，慢慢从床上坐起来，腰背的骨头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他坐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摸床头柜上的烟盒，摸出来一支点上，吸了两口才彻底清醒。烟吸到一半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太阳已经升得挺高了，估摸着至少九点多了。
他掐了烟下床洗漱，水龙头拧开的时候水管里先流出一股浑浊的黄水，放了一会儿才变清。他洗了把脸，对着洗手池上面那面小镜子看了一眼自己，镜子里的脸还是那整过容之后的面孔。
他盯着镜子里的面孔看了几秒钟，心里忽然浮起一个念头，张之逊到底死没死。他没让自己多想下去，拿毛巾把脸擦干了，从衣柜里找出一件干净的灰色衬衫换上，又套上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拿了公文包出了门。
可出了马场道的巷口之后，他站在路边等了好一会儿，一辆胶皮车都没看到。平时这个点马场道上已经有不少黄包车在来回跑了，车夫们拉着早班的客人去工部局、去洋行、去火车站，车铃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
但今天街上格外冷清。他顺着马场道往海大道方向走了半条街，才看到一辆黄包车从对面过来。他伸手拦车，车夫看到有人招手就停下来，但不等王汉彰开口，车夫先说了一句：“先生，您往哪去？要是去日租界那边，我可拉不了。今儿个一早戒严了，日本人在那边封了路，福岛街整条街都拉上了铁丝网，白帽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连黄包车都不让过。”
王汉彰听了这话，心里有数了。他说：“我去威灵顿道的泰隆洋行，不往日租界那边去。”车夫这才点了点头，让他上了车。
黄包车沿着马场道往威灵顿道方向跑，一路上的街景跟平时不太一样。路边多了不少穿黑衣服的巡捕，腰里别着警棍，三三两两地站在路口交头接耳。
墙上的电线杆子上隔一段就贴着一张新糊上去的告示，纸还是湿的，墨迹也没干透，大意是日租界即日起实行临时管制，非必要不进出之类的话。路过的行人都行色匆匆的，没什么人在街上闲逛。
王汉彰坐在车上看着街景，心里估算着昨晚福岛街那边闹出来的动静，戒严到这个程度，说明日本人是真急眼了。
胶皮车跑了一段，前面突然戒严，说是英国驻军要进行演习。无奈之下，王汉彰只好结了车钱下了车。好在电车还在运行，他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绿皮电车，车头上钉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海大道—东马路”的路线。他上了车，电车里面人不多，但气氛有些怪异。
车厢里的乘客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侧耳听了几句。前排两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正在说话，一个说：“听说了吗？福岛街那个张老板的寿宴，炸死了一百多人。”
另一个说：“可不是吗，我邻居家的小舅子的连襟在日租界警察署当差，昨晚上一宿没回来，说是在现场清理尸体，清理到后半夜还没清完。”
第一个人又问：“张迅之干了嘛缺德事，让人下这么狠的手？”
第二个压低了声音说：“听说他得罪了道上的硬茬子，把人家的亲闺女给……反正就是那种事。人家这是来灭门的。”
王汉彰靠在座椅上听着，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心里却把这些市井流言一一记下了。流言这种东西传得快也歪得快，但歪有歪的好处，越歪越没人能把线索引到他身上来。
电车在泰隆洋行门口那站停了，王汉彰下了车，沿着台阶上了楼。洋行一楼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账房先生，一个在打算盘一个在翻账本，看到王汉彰进来只是抬头点了一下就继续干活了。
王汉彰上了二楼，走到办公室门口掏出钥匙开了锁，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和他昨晚离开时一模一样，桌面上还摊着昨天看过的文件和烟灰缸里堆着的烟头。他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刚把公文包放在桌面上，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紧跟着张先云推门进来了。
张先云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他手里拿着一张对折的报纸，报纸的纸张是那种廉价的新闻纸，印刷质量不算好，墨色深浅不一，但头版头条那几个大字还是清清楚楚的，字体加粗加黑，隔着两步远都能看到。他走到办公桌前把报纸往桌上一放，笑着说：“彰哥，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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