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15号，香港的天气闷热得不像话，旺角洗衣街两旁的唐楼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墙体摸上去都是烫手的。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卖云吞面的档口飘着热气，混着垃圾和下水道的味道，整条街都笼在一层灰扑扑的倦意里。137号至139号是一栋六层高的旧楼，外墙贴着褪了色的绿白瓷砖，招牌上写着长城别墅四个字，底下还拖着一行小字廉价宾馆。这栋楼在洗衣街上并不打眼，和周围的唐楼挤在一块儿，像一块被嚼烂了的口香糖粘在路边。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廉价宾馆里，一桩日后被无数港人议论至今的凶案，正悄然拉开序幕。
宾馆大堂巴掌大一点地方，吊扇吱吱呀呀转着，带不起多少凉风。墙角的几盆万年青蔫蔫地耷拉着叶子，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拨盘电话机，旁边搁着个搪瓷茶缸，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普洱茶。值班女管房黄大妹正靠着柜台打瞌睡，她四十来岁，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衫，脸上挂着常年熬夜的浮肿。
凌晨一点钟刚过，街上的喧嚣基本歇了，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就在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黄大妹抬起头，看见一男一女推门走了进来。男人走在前面，身高足有五尺九往上，肩宽背厚，穿着一件白色确凉衬衫和深灰色西裤，衬衫下摆扎在裤腰里，腰间系着条黑色皮带，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模样粗犷，脸型方正，颧骨略高，嘴唇微厚，乍一看有种码头工人般的结实劲儿。可他一开口，语气却出奇地和气，嘴角挂着笑，露出一排白牙：老板，还有房吗？
他说的是带点潮汕口音的粤语，语调温和，配着他那副硬汉长相，倒有种反差。
他身后那个女人一直没说话，妆容浓艳，嘴唇涂得血红，眉眼描得又黑又重，粉底打得厚厚的，遮不住眼底的倦色。她穿着一件红色短袖旗袍，裙摆刚过膝盖，脚踩一双白色高跟鞋，指间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打量四周。黄大妹在廉价宾馆干了快十年，一眼就看出这是做那行的，心里也不多问，只点了点头：有，五号房空着，一晚二十块。
男人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数了二十块递过去，笑着说：就住一晚，麻烦大姐了。他转头看了女人一眼，女人没吭声，把烟屁股摁灭在门口的铁皮烟灰缸里，跟着他往楼梯口走。黄大妹拿钥匙开了五号房门，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窄窄一间，摆着一张双人铁架床，铺着白底蓝条纹的床单，床头柜上放着盏台灯，灯罩豁了个口子。窗户正对着后巷，窗外是一堵灰扑扑的砖墙，常年不见阳光，屋里一股霉味。女人进去后径自坐在床沿，点了根新烟，男人站在门口和黄大妹寒暄了两句，问附近有没有深夜还开的茶餐厅，又说自己早上走得早，麻烦到时候别吵到朋友睡觉。
黄大妹嘴上应付着，心里记了个大概，转身回了柜台。她后来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回忆，那个男人说话确实客气，不像一般带女人来开房的粗汉，但越是客气，她后来回想起来就越觉得脊背发凉。
那天早上六点整，天色刚蒙蒙亮，后巷的垃圾车轰隆隆地开过，黄大妹正在柜台后面收拾昨晚的账本。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那个姓梁的男人从二楼走下来，手里拎着两个白色塑料袋，袋口扎得紧紧的，看不清里面装了什么。他走到柜台前，脸上还是那副笑容：大姐，我去上班了，麻烦你上午十一点过后帮我叫醒我朋友，她睡得沉，别让她误了事。
黄大妹应了一声：好嘞，没问题。
男人点点头，转身朝门口走了几步，快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住，一拍脑门：哎呦，我把钱包落房里了。说着折返回来，脚步不急不缓，朝黄大妹笑了笑，又上了楼。过了约莫两三分钟，他重新下来，手里没多什么东西，但拍了拍裤兜，像是确认钱包已经揣好，再次朝黄大妹点了个头，推开玻璃门走进了洗衣街清晨的薄雾里。
黄大妹记得，他出门的时候脚步很稳，不紧不慢，像任何一个赶着上班的普通男人。
到了早上十一点，大堂里的老座钟敲了十一下，黄大妹的交班时间也到了。来接班的是另一个女管房，叫陈官，三十出头，梳着一条马尾辫，干活麻利。黄大妹把钥匙递给陈官的时候特意嘱咐了一句：五号房那位小姐，她男朋友说让十一点过后叫醒她，你一会儿上去收拾房间的时候顺便敲敲门。
陈官接过钥匙，随口问：男的长什么样？
黄大妹就把那个姓梁的男人的模样描述了一遍，末了加了一句：看着挺有礼貌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女的，浓妆艳抹的，一看就是做那行的。
陈官撇撇嘴，没接话，拎着水桶和抹布上了二楼。楼道里光线昏暗，几盏日光灯管闪烁不定，空气中弥漫着隔夜烟味和潮湿的霉味。她走到五号房门口，敲了敲门：小姐，醒醒啦，该退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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