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年1月20日23时17分，黑龙江省宝清县的气温跌破零下25摄氏度，窗外的积雪在北风中打着旋，把路灯的光晕揉成一团模糊的昏黄。崔家客厅里，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崔健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他第37次拨打姐姐崔萍的电话，听筒里依旧传来“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的机械提示音。
沙发上，年过七旬的父母蜷缩着，父亲崔福林手里攥着老花镜，镜腿在掌心掐出两道深深的印子；母亲李桂兰的棉袄衣襟已经被眼泪浸湿，嘴里反复念叨着：“萍萍从来不会这样，她下班就会给家里打电话的……”崔健强压着喉咙里的哽咽，把刚热好的牛奶递过去：“爸，妈，姐可能是同事聚餐走不开，信号不好。您们先去睡，我再等等，有消息马上叫您们。”
他走到阳台，点燃一支烟，冰冷的玻璃上凝着一层白霜。作为某网络公司财务的崔萍，生活轨迹比钟表还准：每天早上7点出门，中午11点半回家吃饭，下午3点半到总公司交账，4点半准时出现在公交站，5点前必进家门。偶尔聚会，她总会提前半小时发信息报备，像这样失联超过8小时，是从未有过的事。
崔健点开微信，给姐姐发了第三条短信：“姐，爸妈快急病了，看到信息立刻回电话，哪怕发个表情也行。”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时，他注意到小区业主群里已经炸开了锅，有人说东城路附近发生了凶案，还有人发了张模糊的现场照片。他心里一紧，慌忙拨通了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接线民警的回复让他稍感安慰：“目前没有接到女性失踪报案，可能是谣言，我们核实后给您反馈。”
可那份不安却像藤蔓般缠绕着他。凌晨2点，崔健裹着羽绒服走出家门，沿着崔萍下班的路线往东城路走去。积雪没到脚踝，每一步都陷得很深，沿途的商铺早已关门，只有几家网吧还亮着灯。当他走到东城路那处熟悉的死胡同时，隐约看到胡同口拉着警戒线，几名穿警服的人影在雪地里忙碌。他刚想靠近，就被一名民警拦住：“同志，这里发生案件，禁止靠近。”
“我找我姐姐崔萍，她是财务，今天没回家！”崔健的声音带着颤抖。民警的表情瞬间凝重起来，拿出手电筒照了照他的脸：“你姐姐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41岁，穿藏蓝色羽绒服，黑色裤子，戴米色围巾！”民警相互对视一眼，其中一人拨通了电话：“张队，家属找到了，在东城巷案发现场门口。”
十分钟后，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穿着黑色警服的男人快步走来，脸上带着风雪留下的红痕，正是宝清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喜龙。他手里拿着一件冻得发硬的藏蓝色羽绒服，声音低沉而克制：“你看看，这是你姐姐的吗？”崔健只扫了一眼就瘫倒在地，羽绒服领口那颗珍珠纽扣，是他去年给姐姐买的生日礼物。
2016年1月21日6时30分，宝清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凌晨的寂静。报案人是东城路居民王建国，他早上出门倒垃圾时，在胡同深处的住户门口发现了一具女尸，积雪被鲜血染成暗红，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里冻成了硬块。
张喜龙带着刑侦技术组赶到现场时，天刚蒙蒙亮。这条名为东城巷的死胡同长约50米，宽不足3米，两侧是低矮的砖房，只有北口一个出入口，胡同里仅住两户人家。死者倒在西侧住户的铁门前，身体呈蜷缩状，双手向前伸着，铁门上清晰印着两排血手印，指尖朝向门口，显然是死前试图敲门求救。
“死者衣物完整，手提包散落在左侧两米处，拉链被拉开。”技术组组长李军蹲在尸体旁，用镊子夹起一片雪花放在证物袋里，“致命伤在颈部，一处锐器造成的创口，切断颈动脉，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昨晚5点到6点之间。”张喜龙戴上手套，仔细翻看手提包：“现金不见了，银行卡、身份证和一串金项链还在，手机失踪。”
胡同地面的积雪上，除了报案人和住户的脚印，还有一串杂乱的足迹。李军用石膏灌注足迹模型时，发现了一处异常：“张队，这串男性足迹很奇怪，前掌深后掌浅，步态有点跛，像是左腿不太利索。”张喜龙顺着足迹方向走到胡同北口，这里是监控盲区，但东侧50米处的一家超市门口装有监控探头。“立刻调取超市监控，重点排查昨晚5点到6点经过的跛脚男性。”他吩咐道，“同时走访胡同两侧住户，确认是否听到异常声响。”
走访结果让侦查陷入僵局。胡同里的两户人家，西侧住户昨晚全家去了乡下亲戚家，东侧住户是对老夫妻，两人都耳背，加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根本没听到外面的动静。更棘手的是，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凶手的指纹和DNA痕迹，显然凶手有备而来。
上午9点，崔萍的身份得到确认。当张喜龙把噩耗告诉崔家人时，李桂兰当场晕厥，崔福林捂着胸口倒在沙发上，被紧急送往医院。崔健哽咽着提供了一条线索：“我姐和我姐夫关系不好，吵了一年多，还闹过离婚。”这个信息让侦查方向迅速聚焦到死者的社会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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