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给张居正赐字，隆庆又派了司礼监排名最后一位的秉笔太监陈矩前往高大学士府，在高务实的引荐下，与高拱作了一番恳谈。
次日，又有一旨下达高大学士府：“卿辅政秉铨，以朴忠亮直、不避嫌怨，致被浮言，朕已具悉。何乃再疏求退？宜遵前旨，即出辅理，以副朕毗至意，慎毋再辞。”
高拱这一次没有再坚持，乃出府回阁视事。
然而这次事情注定没法如此轻易了结，因为就在高拱出府视事的同日，高拱的门生们坐不住了。
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劾奏：“尚宝司卿刘奋庸，自以供事旧臣，妄意超擢，乃假建言渎扰，动摇国是。宜亟赐罢，仍行究治，以为人臣假公营私之戒。”
工科左给事中程文疏言：“辅臣拱竭忠报国，方万世永赖，不可一日而无。奋庸与曹大野潜构奸谋，顷陷元辅，有乖体罪，不可胜诛。宜示远窜，或加罢斥。”
两人的意思大体差不多，认为刘奋庸、曹大埜二人如此轻贬，十分不妥，要直接罢黜，甚至继续追责。
这个奏疏，当日执笔票拟的张居正没有做出任何批复，直接下发到了吏部。
高拱在吏部见了，批复道：“奋庸尝供事潜邸，效有勒劳。大埜少年轻锐，亦系言官，未足深咎。请宥奋庸，复大野职。”
这个说法就有意思了：刘奋庸是裕邸旧臣，过去是有功的；曹大埜年轻气盛，又是言官，就不要深究了，请皇上免除对他们的处罚。
皇上不是希望我和张居正放弃对抗，携手同心，一力报国么？行，这两个人我不仅不追究了，还请皇上给他们官复原职。
疏入，皇帝不许，再次下旨曰：“此曹朋谋诬陷，情罪可恶，宜重治如法。以卿奏，姑从宽。奋庸如前旨，大埜降一级，调外任。”
于是，仍调刘奋庸为湖广兴国知州，曹大埜则吃了亏，再降为正八品的乾州武功县县丞，差点贬出官员序列。
张居正对此毫无反应。
日过四月，皇帝病体既无好转，也无加重，众臣皆以为皇帝的身子虽弱，但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碍了，只要安心静养，总会有好转的时候。
但皇帝自己似乎不肯好好休息，这一日在没有吏部奏请的情况下，下旨命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丁士美，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东宫侍班官。又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张四维掌詹事府事。同时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马自强为詹事，仍兼侍读学士，协理府事，同教习庶吉士。
张四维前次病休了一段时间，这才刚刚回京，一回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被污蔑给高拱送了“八百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别说高阁老历来属意于我，我根本无需做这些蠢事，就算我真要行贿，我是何等身家，高阁老是何等身份，我要送钱是八百金打得住的？
他才刚回吏部当班，就被皇帝小升了一官，不过这也让他想起自己被诬告的事，于是便以曹大埜疏连污及，上章自辩，因乞解职。
皇帝答复说，那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赶紧遵旨赴任。
张四维的问题是小问题，他也只是按照惯例来办，皇帝既然这么说了，那就不要再继续矜持了，于是回吏部当班不提。
同日，皇帝还升吏科左给事中宋之韩为刑科都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程文为工科都给事中；礼科右给事中吴文佳为兵科左给事中；工科右给事中宗弘暹为刑科左给事中；刑科给事中陈三谟为吏科右给事中；吏科给事中涂梦桂为户科右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周良臣为兵科右给事中。
由于这里面大半都是高拱的门生，外界均认为这是皇帝为进一步安抚高拱而做出的表示。
对于此事，高拱和张居正都没有直接表示，但仅仅过了两天，高拱以吏部尚书身份上疏内阁，请调整饬苏松兵备湖广按察司副使蔡国熙于山西，提督学政。然后又以内阁首辅身份票拟同意，上呈皇帝。
皇帝见疏，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调和高拱和张居正矛盾这件事，基本应该算是成功了。
隆庆之所以会这么觉得，是因为他一直认为高拱和张居正矛盾的起点，应该就是从处理徐阶松江退田案开始的。而这位蔡国熙蔡副使，就是在海瑞从应天巡抚任上调走之后，派往苏松处理徐阶“专案”的。
这位蔡副使早年任苏州知府时曾受过徐家的侮辱[无风注：前文有述]，因此他到任之后虽然不像海瑞那么蛮干，但对于彻查徐家非常上心，哪怕后来高拱写信劝他不要太过，他也不太肯听。
但蔡国熙个人操守极佳，且不像海瑞一样喜欢来硬的，他是慢慢搜集徐家罪证，不到罪证确凿不出手，所以外界虽然对他持续打压一位致仕元老不满，却也找不出什么好的理由来。如此，蔡国熙便一直在苏松兵备道任上干到现在，而徐家也因此备受打击，包括徐阶的儿子徐璠、徐琨等都被揪出，甚至被发配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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