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大帅于沈阳那番石破天惊的宣告,连同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成立及一系列震撼决策,以全国通电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之时。
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在这古老而饱经忧患的国度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些曾奔走呼号于街头、热血激昂于广场的爱国学子与市民,那些将救国希望寄托于东北军铁肩之上的仁人志士。
在乍闻通电内容之际,心头无不涌起一股近乎沸腾的狂喜。
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民气与公理的伟大胜利!
关内十三省区与特别区的“归附”,仿佛是为已然敢于独抗列强联军的东北巨人,披上了一副更为厚重坚实的铠甲。
东北军变成了“国防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更,更象征着一种力量的汇聚与升华。
从偏师精锐,一跃而成代表半壁江山的国家柱石。
在许多乐观者充满激情的想象图景中,这支得到关内“广泛支持”的崭新武装,实力必将空前雄厚。
那原本似乎孤悬关外、独木难支的抗敌伟业,骤然间显得前景光明了许多。
战胜远渡重洋而来的协约国干涉联军,似乎从一场悲壮的豪赌,变成了颇有胜算的较量。
四万万同胞挣脱百年枷锁、洗刷民族耻辱的曙光,仿佛已穿透阴霾,近在眼前。
一个真正独立强盛的中华民国之崛起,似乎已是指日可待!
这股乐观的情绪如野火般蔓延,感染了无数同样只窥见这宏大叙事表象的普罗大众。
街头巷尾,茶馆酒肆,充满了对“国防军”必胜信念的议论与期待。
然而,在这片几乎一边倒的激昂声浪之下,却潜藏着一股冷静乃至忧虑的暗流。
一些目光更为深邃、思虑更为周详的有识之士,并未被这表面的凯歌所迷惑。
他们逐字研读那份沉甸甸的通电,当目光落在最后那几行关于国防军“即日挥军入关”、“前往九省驻防换防”的明确报告示上时,心头不禁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云。
他们的忧虑,恰恰源于这看似增强实力的“联合”表象之下,可能隐藏的战略困境。
关内诸省区的加入,在法理与声势上固然壮大了“临时国防军政府”的规模。
但在这些清醒者眼中,这非但未必是即时的战力加成,反而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迫在眉睫的战略分散点!
那“即日入关换防”的命令,白纸黑字,公告天下。
这意味着,国防军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动作,不是进一步向朝鲜半岛、黄海之滨集结精锐,以应对即将登陆的协约国联军主力。
而是要将一支主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调转兵锋,西进南下,深入关内各省。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些有识之士在心底无声地叩问:
强敌环伺于国门之外,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正应攥紧拳头,集中所有精锐于一点,以求在决定国运的决战中争取一线胜机。
为何反而要在此紧要关头分兵?
入关换防,固然有整肃内部、巩固后方、展示权威的必要。
但所需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最关键的——宝贵的、久经战阵的主力部队。
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岂不是一种惊人的战略稀释?
敌人乃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同盟,挟工业革命之伟力,舰炮犀利,组织严密。
国防军本当以全力,甚至超常之力应对,岂可未战先分其势?
他们更看到那“即日”二字所蕴含的无可退却的刚性。
通电既已昭告天下,这便是国防军政府的权威基石,是向内外展示其言出必践、令行禁止的决心。
无论出于何种深层战略考量,此时绝无可能收回成命。
为了这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国防军政府”不至于甫一成立便威信扫地,遣军入关已成必然之举。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可如此一来,那最关键的问题便如巨石般压在心头:
国防军,真的强大到足以同时应对两条战线了吗?
即对外迎击世界最强的军事联盟,对内完成对关内广袤区域的实质性控制与威慑。
国防军的高层们,究竟是如何权衡这其中的利弊?
难道他们看不出其中的风险?
还是说,他们看到了常人所未能窥见的更深层逻辑,或是拥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信与底牌?
又或者,这入关之举本身,便是应对强敌之策的一部分,只是其脉络曲折隐晦,不为外人所知?
这些纷乱的思绪、深重的疑虑,在这些有识之士心中交织缠绕,令他们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他们预感到,这纸通电所带来的,远非简单的士气提振。
而是一场更为复杂、险峻的国运博弈的序幕。
然而,纵有千般忧虑,万种纠结,他们此刻也无力改变那已然从沈阳发出的、决定着千万人命运的铁一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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