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初冬来得猝不及防,一场薄雪刚过,县局院子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还挂着残雪,检察院的两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就碾着积雪停在了门口。车把上的黑色公文包沾了层白霜,拉链处冻得发僵,办案检察官老陈和小吴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走进办公室,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很快散开。
“沈队长,李存根案的卷宗我们初步看完了,”老陈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掏出一叠厚厚的卷宗,封面“审查起诉卷”五个宋体字印得鲜红,边缘还沾着些许墨渍,“现在有两个核心问题要复核:一是赵玉兰的犯罪情节,到底是被迫参与还是主动协助,这关系到主从犯的认定;二是村里还有两户人家报了失踪,至今没找到遗骸,得确认李存根是不是还藏了没交代的案子。”
沈河连忙把早已整理好的补充材料推过去,里面夹着赵玉兰手臂伤痕的黑白照片、邻居的证言笔录,还有乡卫生院的就诊记录复印件。“赵玉兰的家暴情况很明显,”他指着照片上的疤痕,“去年春天她被李存根打得浑身是伤,跑回娘家躲了三天,是李存根带着锄头找上门,硬把她拽回去的。邻居王大爷亲眼看到,当时赵玉兰的后背上全是淤青,连走路都直不起腰。”
老陈拿起照片仔细看了看,又翻了翻邻居的证言,指尖在“李存根常年打骂赵玉兰”那一行上画了道横线,却没立刻表态,只是把材料小心夹回卷宗:“明天我们先提审赵玉兰,当面核实情况。”
第二天一早,沈河陪着老陈和小吴去了看守所。审讯室的铁窗结着一层薄冰,阳光透过冰花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赵玉兰穿着灰扑扑的囚服,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眼神比上次见面时更显慌乱,像是受惊的兔子。
“赵玉兰,你再详细说说,第一次帮李存根处理尸体时,他有没有威胁你?”老陈的声音很平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严肃,笔尖悬在笔录纸上,等着她的回答。
赵玉兰的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出声,牙齿咬得下唇发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抬起头,声音细得像蚊子叫:“他没……没威胁我,是我自己愿意帮他的。我怕他被抓了,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照顾……”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沈河心里——和之前的供述完全相反。老陈皱起眉,放下笔,指了指她露在囚服外面的手臂:“你手臂上的这些疤痕,不是他打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赵玉兰连忙把手臂往袖子里缩了缩,头埋得更低,“跟他没关系,是我干活时没注意,撞到了灶台角。”
提审结束后,沈河心里满是疑惑,立刻去找看守所的管教了解情况。管教想了想,说:“昨天下午放风的时候,李存根和赵玉兰隔着铁栏碰过面,李存根跟她说了句‘你要是敢把责任都推给我,我就拖你娘家侄子下水’。我当时没太在意,没想到他是在威胁人。”
沈河瞬间明白了——赵玉兰的侄子去年刚考上县高中,是她在世上最疼的人,李存根是抓准了她的软肋。他立刻开车去了赵玉兰的娘家,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赵玉兰的嫂子听说来意后,从里屋的旧木盒里翻出一张泛黄的“验伤证明”,纸边都卷了毛边,上面的字迹却还清晰:“患者赵玉兰,左臂软组织挫伤,背部有多处淤青,符合外力击打所致,建议休息一周。”落款是乡卫生院的名称,还有医生的签名和红色的公章,日期是去年三月。
“这是她去年被李存根打了之后,我陪她去卫生院开的,”赵玉兰的嫂子抹了把眼泪,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棉袄后背上有一块深色的印记,“这上面的血就是被李存根打的,当时她背上裂了个口子,血把棉袄都渗透了。我们劝她报警,她怕李存根报复侄子,没敢。”
拿着验伤证明和棉袄照片,沈河再次去了看守所。这一次,他把证据放在赵玉兰面前,声音放缓了些:“我们已经跟县高中打过招呼,会安排人保护你侄子的安全,他现在在学校好好读书,没人能伤害他。但你要是隐瞒真相,作伪证,不仅帮不了李存根,自己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到时候谁来照顾你侄子?”
铁窗透进来的阳光落在赵玉兰脸上,她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是李存根威胁我!”她的声音带着崩溃的哭腔,肩膀一抽一抽的,“他说要是我敢跟检察官说他威胁我,就去学校找我侄子,让他没法读书,还说要把他绑到山里去!我没办法,我只能改口……第一次埋刘老根的尸体时,他把尸体装进编织袋,让我帮他抬,我不肯,他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用脚踩我的手,说‘你要是不抬,我就把你也塞进去,跟他一起埋在窑里’!我吓得浑身发抖,只能跟着他去埋……”
真相终于回到了原本的模样,可新的问题很快又冒了出来。一周后,李存根的辩护律师来县局阅卷,看完账本后提出了异议:“这账本上既没有李存根的签名,也没有明确的日期落款,不能作为直接证据。谁能证明这就是李存根写的?万一是别人栽赃陷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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