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区那排低矮的红砖房家属院里，深秋的风卷着落叶和煤灰，打着旋儿，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极了人们心底压抑的叹息。下岗的阴云依旧笼罩着家家户户，但在我家，却难得地透出了一丝微弱却真实的曙光。
母亲爱景所在的烟厂，经过职工们长达数月的、不屈不挠的集体上访和据理力争，那笔原本以为打了水漂的“买断工龄”补偿款，竟然奇迹般地批下来了！消息传来时，母亲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串珠花，闻言，她的手一抖，几颗晶莹的塑料珠子“啪嗒啪嗒”滚落一地。她抬起头，脸上交织着难以置信的惊喜和一种如释重负的、近乎虚脱的疲惫，眼圈瞬间就红了。
“批…批下来了？真的？”她声音发颤，反复向带来消息的工会大姐确认着。得到肯定答复后，她长长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那口气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父亲张建生原本歪在床边打盹，闻言猛地坐直了身子，那双常年被酒精熏得浑浊的眼睛里，也罕见地迸发出一丝光亮，虽然那光亮很快又被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所覆盖。
烟厂欠了国家整整十三亿三千万，这是个天文数字，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神经。但这笔人均算下来并不算多的买断款，对于我家这样的家庭而言，不啻于久旱甘霖。
去领钱那天，父母一大早就出了门。回来时，已是傍晚。母亲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印着烟厂字样的旧信封，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如履薄冰的喜悦。父亲跟在她身后，脚步似乎比往日轻快了些许，但眼神却有些飘忽，不时瞥向那个信封。
“碧华，快来看！”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轻快，她小心地坐在床边，将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洗得发白的床单上——四沓捆扎得结结实实的“大团结”（第四套人民币拾元券），整整四万块钱！那摞钱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令人心跳加速的、沉甸甸的质感。
“整整四万！”母亲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钱，声音哽咽，“这下好了…这下…能松快些日子了…”
父亲也凑过来，拿起一沓，在手里掂了掂，脸上露出一丝近乎痴迷的神色，喃喃道：“四万…够搓好些日子麻将了…”
母亲立刻警觉地瞪了他一眼：“张建生！我告诉你，这钱你敢动一分试试！这是咱家的保命钱！将来买房、碧华出嫁、万一有个病有个灾…”
“知道知道！啰嗦！”父亲不耐烦地打断她，但眼神却收敛了些，悻悻地把钱放回去。
这笔巨款的存在，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我家乃至亲戚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最高兴的除了我们，居然是舅舅和舅妈。他们闻讯赶来，脸上堆满了笑容。舅妈王淑芬是个身材微胖、面容白净、齐耳短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的女人，穿着件半新的的确良衬衫，显得干净利落。她一进门，就亲热地拉住母亲的手：“爱景啊！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这下可算熬出头了！你们两口子苦了这么多年…”
寒暄过后，舅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担忧，压低了声音：“爱景，不是我这个当嫂子的多嘴…这钱…你们打算咋办？放家里可不安全！现在小偷多得很！再说…”她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正在外屋抽烟的父亲，“建生那脾气…你也知道…不是我说他，以前手松…这钱放家里，怕是睡不安稳啊！”
舅舅朱国强在一旁附和，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话不多，只是点头：“你嫂子说得对，是得想个稳妥法子。”
母亲脸上的喜悦淡了些，蹙起了眉头：“那…嫂子你说咋办？”
舅妈一拍大腿，一副“我可为你着想”的热切模样：“要我说啊！你先‘借’给嫂子我帮你存着！我单位有关系，能存个高利息的定期！比放银行划算多了！啥时候你们用钱，一句话，我立马给你取出来！绝对少不了你一分！这样既安全，又能生钱，还省得有些人…手痒痒！”她说着，又朝外屋努了努嘴。
母亲显然被说动了，犹豫着看向父亲。父亲在门外听得真切，冷哼一声，掀帘子进来，脸色不太好看：“咋？信不过我张建生？怕我偷了卖了？”
舅妈立刻笑着打圆场：“哎哟！建生你这是说哪里话！都是一家人，谁还能信不过谁？我这不是怕钱放家里招贼嘛！也是为了你们好！”
父亲阴沉着脸，没再说话，但明显不高兴。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或许是对父亲赌博旧习的担忧占了上风，她迟疑着点了点头：“那…嫂子，就先放你那儿…帮我们存…”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命运的戏剧性，往往比精心编排的剧本更出人意料。
就在母亲准备第二天把钱交给舅妈“保管”的那个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父亲那个常年跑长途运输的弟弟——我的小叔张建华，出事了。他开车在外地撞了人，对方伤得很重，急需一大笔钱赔偿和医药费，否则小叔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小婶李秀英是个瘦弱胆小、遇事就慌的女人，她哭哭啼啼地跑到我家，也没直接开口借钱，只是坐在凳子上抹眼泪，断断续续、添油加醋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语气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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