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此地结下血仇，日后所有来自东赵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人。我们还能在此获取补给吗？后面的航路还怎么走？杀光他们容易，但失去的，将是整个东方海洋的信任。”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林枫身上：“林录事，你以为如何？”
林枫心中剧烈挣扎。圣贤书说“夷狄畏威而不怀德”，似乎应以强硬手段使之畏惧。但这一路的见闻，尤其是司马凌云处理此事的方式，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他回想起海津城那些依靠与南方岛民贸易起家的商人，他们并非依靠武力，而是依靠诚信和互利。
他深吸一口气，起身道：“将军所言极是。‘威’足以自保，‘德’方能致远。我等跨海而来，在他们眼中，或许我们才是‘夷’。”
“若能以德相待，使其知我文明物产之盛，慕我礼仪教化之美，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此地成为我东赵永久的友邦与补给之地，利在千秋。”
司马凌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最终，他力排众议，以怀柔政策处理了此事。
他们不仅治好了受伤的土着，还帮助部落修建了引水渠，并留下了几名工匠传授简单的农业和建筑技术。
离开时，土着居民载歌载舞，赠送了大量食物和淡水，并承诺欢迎东赵的船只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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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航的旅程顺利了许多。船队不仅带回了珍贵的海图、新的作物种子、异域的物产，更带回了与远方岛屿建立友好关系的经验。
林枫站在船尾，望着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下的那片绿色土地，心中感慨万千。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竹简和笔墨，开始记录此行的总结。他写道：
“……离中土愈远，华夏之礼法似淡，而人性之本真愈显。”
“司马将军驭下，不纯以爵位，而重其勇毅与信义；待外族，不恃强凌弱，而求共存共利。此或非《周礼》所载，然于波涛险恶之中，实为生存发展之道……我等虽言必称炎黄，身负华夏衣冠，然所思所行，已与安土重迁之内陆同胞，渐生歧路。我们，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在他踏上海津港的土地时，变得更加具体而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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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赵桓对司马凌云船队的成功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并依诏对有功人员进行封赏。
司马凌云被封为“靖海伯”，鲁衡被擢升为将作大匠，林枫也因记录详实、谏言有功，被授予官职。
然而，荣耀之下，暗流涌动。
以老成持重的保守派官员，开始上书表达忧虑。
有入在奏章中言辞恳切：“王上，司马凌云此行虽功勋卓着，然其于化外之地，不行王化，反与土酋平等相交，有失天朝体统。”
“长此以往，恐使夷狄轻我。更甚者，船队水手归来，言谈举止，已多悍野之气，不习跪拜之礼，不慕诗书之雅，唯以搏风击浪为能事。若国中子弟皆效仿，重利轻义，冒险轻生，我东赵立国之根基——华夏之礼乐文明，将置于何地？”
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海津城乃至整个东赵沿海地区，风气确实在变。
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受到冲击。水手和探险家成为民间英雄，他们的冒险故事比四书五经更吸引年轻人。
一种更加务实、开放、甚至略带剽悍的海洋文化，正在形成。
朝堂上，一场关于东赵未来走向的辩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慷慨陈词：“王上！东赵乃大汉藩属，华夏一脉。若弃祖宗之制，逐波利之末，则与海上蛮族何异？臣恐数代之后，国人只知有海，不知有汉矣！”
司马凌云则出列反驳：“丞相此言差矣！我等开发海疆，并非背弃华夏，而是光大华夏！”
“昔日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汉武帝通西域，皆是为了开阔眼界，富国强兵。如今海洋广袤，资源无尽，正是我东赵得天独厚之机遇。”
“至于礼法，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海上，团结、勇气、信义、包容，便是最大的‘礼’！若一味拘泥古制，画地为牢，才是真正辜负了文王开拓之心，也辜负了这万里海疆！”
林枫也鼓起勇气发言：“臣随船远航，深感海洋之博大，亦知文明之多样。我东赵居于海陆之交，既承中原文明之深厚，又得海洋活力之浸润。”
“此非背离，实为丰富与发展。我等可以是华夏子孙，同时也可以是探索海洋的先锋。身份非一成不变，如同江河，唯有流动，方能不息。”
赵桓高坐王位，沉默地听着双方的争论。他看到了老臣们对传统价值的坚守，也看到了新生力量对未来的渴望。他知道，简单的压制或偏袒都无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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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文王赵桓颁布了第二道重要诏令，名为《定海策》。
他在诏书中明确宣布：
“华夏者，非仅地理之概念，亦文明之共同体也。其核心，在于仁义礼智信之精神，在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品格。朕之先祖，受命镇守东疆，意在传播华夏文明于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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