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北京已经带了些秋凉,傍晚的风穿过教学楼的走廊,卷起地上几片泛黄的梧桐叶,却吹不散三楼东侧教室里的热气——那是一种混杂着粉笔灰、旧课本油墨香,还有年轻人求知欲的热。
英语角的成功不是一句空泛的“旋风”,是能摸到、能听到的实在:上周三,之前连“Good morning”都不敢大声说的机械系学生赵建国,居然能对着韩老师完整复述一段《大学英语》的短文;前天晚上,有外班的同学趴在窗外记笔记,被周老师发现后,没赶他走,反而递了张凳子让他进来听。
周四的课程结束时,墙上的挂钟刚过九点,指针在昏黄的灯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子。
我坐在前排站起来转身,看着底下53张脸——有的还攥着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悬着,似乎还想把最后一个语法点记下来;有的揉着发酸的脖子,却依旧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等着我再说点什么。这种眼神太熟悉了,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面包的样子,也是我当初决定把英语角办下去的底气。
“大家先别急着走。”我清了清嗓子,教室里瞬间静下来,连窗外的虫鸣都显得清晰了些,“明天下午课后,麻烦韩老师、周老师、郑老师,还有咱们11位副部长,到这儿来一趟,有重要事宜要跟大家商量。”
话音刚落,底下立刻起了阵小小的骚动。坐在第一排的张唯一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胶布粘过镜腿的眼镜,小声问旁边的李梅:“你说会是什么事?难道是英语角要加课?”
李梅扎着两条紧实的麻花辫,发梢沾着点粉笔灰,她摇摇头,手里的橡皮在指尖转了个圈:“不好说,韩浩这么严肃,估计是大事。”
后排的王建军已经收拾好书包,听到这话,探过头来:“管他啥事儿,明天来不就知道了?”说着还拍了拍张唯一的肩膀,却被陈意涵瞪了一眼——她还在整理课堂笔记,王建军的动作带起一阵风,吹乱了她的纸页。
我看着这熟悉的吵闹劲儿,忍不住笑了笑:“具体的明天说,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别琢磨太晚。”
周五下午的阳光比前几天更暖些,斜斜地从西窗照进来,落在教室后排的旧课桌上。那些桌子大多带着深浅不一的划痕,有的还刻着模糊的名字,是往届学生留下的痕迹。阳光在划痕上流动,像是给旧木头镀了层金边。
核心成员们来得很齐。韩老师最先到,手里拎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杯盖磕了个小缺口,他走到窗边的位置坐下,把茶杯放在桌角,顺手擦了擦上面的灰。周老师跟着进来,怀里抱着一摞英语课本,她把课本放在讲台上,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这么早都到了?”郑老师则拿着个牛皮纸笔记本,不苟言笑地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翻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随时准备记录。
11位副部长陆续进来,张唯一还是那副慢半拍的样子,找了个离韩老师近的位置;李梅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块硬糖,偷偷塞给张唯一;王建军一进门就直奔我旁边的空位,坐下时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吱呀”一声,引得郑老师抬了下头。
“浩子,啥大事啊?”王建军刚坐下就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手还下意识地搓了搓,“整得这么正式,我昨晚琢磨了半天,连觉都没睡踏实。”他脸上带着点理工男特有的焦虑,眼睛里还有红血丝,估计真没少琢磨——上次英语角设备出问题,他熬夜修了半宿音响,也是这副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陈意涵已经扶了扶她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笔记本在她面前摊开,上面已经用铅笔写好了“会议记录”四个字,连下面的分点都标好了序号。“王建军同志,”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既然韩浩同志选择在公开场合正式通知,必然是有其充分考量和重要性的。耐心等待,积极思考即可。”说着,她还从笔袋里掏出支钢笔,拧开笔帽,吸了吸墨水,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我看着这俩活宝,差点笑出声。王建军是出了名的实在,上次英语角缺人手,他一句话没说,连着值了三天班;陈意涵则是出了名的严谨,上次整理英语角的签到表,她连一个错别字都要改三遍。这两种性格凑在一起,总能闹出点有意思的事儿,但也正是这份实在和严谨,让我特别放心把事交给他们。
等所有人都坐定,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我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那是陈意涵前一晚熬夜整理的账目表,纸是学校发的草稿纸,边缘有些毛糙,但上面的字迹却工整得像印刷体,每个数字、每笔收支都标的清清楚楚。
“同志们,”我把账目表推到桌子中央,指了指最上面那一张,“这是英语角两周以来的详细收支账目。从材料费,到大家收的学费,每一笔都在这儿了,请大家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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