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北京已经带了些秋凉，傍晚的风穿过教学楼的走廊，卷起地上几片泛黄的梧桐叶，却吹不散三楼东侧教室里的热气——那是一种混杂着粉笔灰、旧课本油墨香，还有年轻人求知欲的热。
英语角的成功不是一句空泛的“旋风”，是能摸到、能听到的实在：上周三，之前连“Good morning”都不敢大声说的机械系学生赵建国，居然能对着韩老师完整复述一段《大学英语》的短文；前天晚上，有外班的同学趴在窗外记笔记，被周老师发现后，没赶他走，反而递了张凳子让他进来听。
周四的课程结束时，墙上的挂钟刚过九点，指针在昏黄的灯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子。
我坐在前排站起来转身，看着底下53张脸——有的还攥着笔，笔尖在笔记本上悬着，似乎还想把最后一个语法点记下来；有的揉着发酸的脖子，却依旧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等着我再说点什么。这种眼神太熟悉了，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面包的样子，也是我当初决定把英语角办下去的底气。
“大家先别急着走。”我清了清嗓子，教室里瞬间静下来，连窗外的虫鸣都显得清晰了些，“明天下午课后，麻烦韩老师、周老师、郑老师，还有咱们11位副部长，到这儿来一趟，有重要事宜要跟大家商量。”
话音刚落，底下立刻起了阵小小的骚动。坐在第一排的张唯一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用胶布粘过镜腿的眼镜，小声问旁边的李梅：“你说会是什么事？难道是英语角要加课？”
李梅扎着两条紧实的麻花辫，发梢沾着点粉笔灰，她摇摇头，手里的橡皮在指尖转了个圈：“不好说，韩浩这么严肃，估计是大事。”
后排的王建军已经收拾好书包，听到这话，探过头来：“管他啥事儿，明天来不就知道了？”说着还拍了拍张唯一的肩膀，却被陈意涵瞪了一眼——她还在整理课堂笔记，王建军的动作带起一阵风，吹乱了她的纸页。
我看着这熟悉的吵闹劲儿，忍不住笑了笑：“具体的明天说，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别琢磨太晚。”
周五下午的阳光比前几天更暖些，斜斜地从西窗照进来，落在教室后排的旧课桌上。那些桌子大多带着深浅不一的划痕，有的还刻着模糊的名字，是往届学生留下的痕迹。阳光在划痕上流动，像是给旧木头镀了层金边。
核心成员们来得很齐。韩老师最先到，手里拎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杯盖磕了个小缺口，他走到窗边的位置坐下，把茶杯放在桌角，顺手擦了擦上面的灰。周老师跟着进来，怀里抱着一摞英语课本，她把课本放在讲台上，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这么早都到了？”郑老师则拿着个牛皮纸笔记本，不苟言笑地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翻开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随时准备记录。
11位副部长陆续进来，张唯一还是那副慢半拍的样子，找了个离韩老师近的位置；李梅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块硬糖，偷偷塞给张唯一；王建军一进门就直奔我旁边的空位，坐下时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吱呀”一声，引得郑老师抬了下头。
“浩子，啥大事啊？”王建军刚坐下就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手还下意识地搓了搓，“整得这么正式，我昨晚琢磨了半天，连觉都没睡踏实。”他脸上带着点理工男特有的焦虑，眼睛里还有红血丝，估计真没少琢磨——上次英语角设备出问题，他熬夜修了半宿音响，也是这副样子。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陈意涵已经扶了扶她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笔记本在她面前摊开，上面已经用铅笔写好了“会议记录”四个字，连下面的分点都标好了序号。“王建军同志，”她的声音平静无波，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认真，“既然韩浩同志选择在公开场合正式通知，必然是有其充分考量和重要性的。耐心等待，积极思考即可。”说着，她还从笔袋里掏出支钢笔，拧开笔帽，吸了吸墨水，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我看着这俩活宝，差点笑出声。王建军是出了名的实在，上次英语角缺人手，他一句话没说，连着值了三天班；陈意涵则是出了名的严谨，上次整理英语角的签到表，她连一个错别字都要改三遍。这两种性格凑在一起，总能闹出点有意思的事儿，但也正是这份实在和严谨，让我特别放心把事交给他们。
等所有人都坐定，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我站起身，走到讲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那是陈意涵前一晚熬夜整理的账目表，纸是学校发的草稿纸，边缘有些毛糙，但上面的字迹却工整得像印刷体，每个数字、每笔收支都标的清清楚楚。
“同志们，”我把账目表推到桌子中央，指了指最上面那一张，“这是英语角两周以来的详细收支账目。从材料费，到大家收的学费，每一笔都在这儿了，请大家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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