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羊毛的必须带！”红梅的声音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决，“北京冬天能冻掉耳朵！”
地上摊着那个崭新的粉色行李箱，拉链已经绷得发出抗议。红梅跪在地上，用力压着箱盖，要把第五件毛衣塞进去。
英子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蓝色格子睡裤口袋里。上面是件短袖白色T恤，头发刚洗过，松松地披在肩上，发梢还带着湿气。房间里的电风扇嗡嗡转着，吹得她额前的碎发飘起来。
“妈，你别给我弄了。”英子的声音无奈，“真的太多了。我真的穿不下呀！”
红梅不抬头，继续往里塞那包绿豆圆子。绿豆圆子用塑料袋装着，塑料袋外面又套了个布袋子。红梅塞进去，又拿出来，调整位置，再塞进去。
母亲总在离别时变成仓鼠，拼命囤积一切她觉得你用得上的东西。哪怕行李箱已像孕妇的肚子，她还想再塞进一个备用子宫——一个能随时把你装回她生命里的、绝对安全的襁褓。
“再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英子走过来，蹲在红梅旁边，“放假了我就回来了呀。再缺什么东西我再从家拿，或者你给我寄也行。这么多东西我拿也不好拿，弄也不好弄。根本装不下。”
红梅的动作停了一下。她的手指还按在那件毛衣上，毛衣是米白色的，纯羊毛的，摸上去软软的。她特地在百货大楼买的，花了一百八十块钱。售货员说，这是今年早秋最新款，北京的大学生都爱穿这个。
“你看你给我买了多少。”英子指着箱子，“这才夏天呢，你给我冬天的衣服都买了。北京又不是北极，哪有那么冷？”
年轻人眼里的世界是敞篷跑车，妈妈眼里的世界是带暖气的装甲车——她总怕你冻着，哪怕你正要去的是热带。
常松抱着小年在门口站着。小年手里拿着个塑料小汽车，在常松怀里扭来扭去。
“傻丫头，”常松开口了，声音里带着笑，“你妈不放心你呀。你看你从来没出过远门，这第一次跑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红梅抬起头。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但她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看着英子，看了很久，然后说：“妈……现在要不是有小年，说啥也跑到北京陪读。”
常松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很短，几乎看不见。他怀里的小年动了动，小汽车掉在地上，啪嗒一声。
“就是，”常松立刻又笑起来，声音提高了些，“我也去。我们一起去陪英子。”
英子也笑了，摇摇头。“常叔，我走了，我妈和我弟就交给你照顾了。你多辛苦点。”她顿了顿，看着常松，“等我毕业上班了，我接你和我妈、我弟到北京。”
常松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有点热，又有点涩。这丫头，到底还是懂事的。但他也知道，这话听着暖心，真到那天，你还认识我吗？北京那么大，大学那么多年，见的人那么多。等你毕业了，有本事了，眼里还能有我这个叔？等到那个光景，你妈你弟你是要接的，我又算哪根葱呢？
他低头看小年，小年正伸手抓他下巴上的胡茬。
继父的爱，像一只借来的壳。他缩在里面，小心翼翼地给予温暖，却永远无法真正长成这壳的一部分。他时刻准备着，等里面的蜗牛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新壳，便会将他这只旧壳，连同那些共度的风雨，一起遗弃在来时的路上。他的付出，从一开始就写好了归还的日期。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拖鞋啪嗒啪嗒的声音。声音很大，很急，由远及近。然后门口的光被挡住了一半——常莹站在那儿。
她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还在滴水。身上套了件褪了色的粉汗衫，料子薄，被水浸得透透的，像个诚实的叛徒——毫不遮掩地出卖了她下垂的胸部轮廓，仿佛两只泄了气的皮球在破布袋里晃荡。 下面是条宽松的灰色短裤，裤脚卷到膝盖。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左脚那只鞋带断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
她跑得急，差点被门槛绊倒，整个人往前冲了两步才站稳。
她这半生，总是这样慌慌张张地奔向每一个可能有温暖的地方，像一只总在寻找落脚点的、羽毛稀疏的老家雀。她不明白，有些屋檐，生来就不是为她这样的鸟准备的。
“接到哪里去啊？”常莹喘着气，眼睛亮着，“我能去吗？”
常松笑出声。红梅也抬起头，嘴角弯了弯。
“可以去啊，”红梅说，“当然可以去。你是孩子姑姑，怎么不能去？”
“英子说要把你接到北京去呢。”常松补了一句。
常莹咧开嘴，笑得牙龈都露出来。“接我到北京？哈哈！”她用手背抹了一下下巴上的水，“那我可真没白疼你。”
她转身又往客厅跑，拖鞋啪嗒啪嗒响。不一会儿，抱着一床被子回来了。
被子用大红牡丹花的被面套着，崭新，蓬松，鼓鼓囊囊的。常莹抱着它，像抱着一大团云，神气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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