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起小时候。妈妈给她买了一根糖葫芦。红红的山楂，外面裹着透明的糖衣，咬一口，酸酸甜甜的。
那是她吃过最好吃的糖葫芦。
糖葫芦还是那串糖葫芦，山楂还是那个山楂，糖衣还是那层糖衣。只是吃它的人，再也不是那个被妈妈牵着手、什么都不用想的小女孩了。长大，就是从被投喂的人，变成要去投喂别人的人。那个别人，可能是弟弟，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将来的孩子。唯独不再是自己。
她收回目光，掏出手机。
拨号。
嘟——嘟——
那边接了。
“英子？”
红梅的声音，有点急。
英子握着手机，听见那个声音，眼眶又酸了一下。
“妈。”
“你到哪儿了？不是说今天早上到家吗？这都几点了？”红梅的声音又快又急，但压着，没喊，“你常叔都急坏了，一上午问我好几遍。”
英子笑了一下。
“妈，我在合肥呢。”
那边顿了一下。
“合肥？你去合肥干什么？”
英子说：“我想给你和弟弟，还有常叔，买个礼物。快过年了嘛，想给你们个惊喜。”
她说着，看着窗外那串糖葫芦。
“你们想要什么呀？”
红梅那边沉默了两秒。
然后她说：“什么都不要。赶快回来。都担心死了。”
英子没说话。
红梅又说：“要不然让常叔开车去接你？合肥不远，两个小时就到了。”
英子想了想。
“那好吧。”
红梅的声音立刻松快了一点：“行，我让他现在就出发。你发个地址给我。在哪儿等？”
“我发你短信。”
“好。别乱跑啊，就在那儿等着。”
“嗯。”
红梅又说：“吃饭了没有？”
“吃了。”
“吃什么了？”
“喝了杯咖啡。”
红梅声音高了：“光喝咖啡怎么行？一会儿找个地方吃点热乎的。别省钱。”
英子笑了。
“知道了，妈。”
挂了电话。
她握着手机，看着窗外。
阳光从云层里透出来一点，黄黄的，照在对面那家店的门上。门是玻璃的，反着光，亮晶晶的。
她站起来，走出咖啡厅。
站在门口，她抬头看了看天。
天还是灰的，但那一小块阳光，越来越亮。
她往路边走了几步，站在一棵梧桐树下。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
她深吸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来。
功与过，对与错，爱与恨——那些东西，像这冬天的风，刮一阵就过去了。过去了，就轻了。轻了，就散了。
风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可那些被风吹过的人，身上会留下风的形状。有的弯了腰，有的断了枝，有的，只是头发乱了，伸手捋一捋，继续往前走。英子想，她应该属于最后一种。
她现在只想回家。
想见妈妈。想抱抱弟弟。想吃一碗妈妈做的茄子烧肉。
她掏出手机，给周也发了一条消息：
“我在合肥。下午回去。我妈让常叔来接我。”
发送。
她又给红梅发了个位置信息。
然后她把手机塞回口袋，拢了拢羽绒服，往路边那家小吃店走去。
“英子怎么说？到哪儿了？”常松看着红梅。
红梅放下手机，脸上的表情明显松快了。
“在合肥呢，说给咱们买礼物。”
羊肉锅子架在桌子中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汤翻滚，羊肉片在里头浮浮沉沉，洒一把青蒜叶子，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旁边一碟香菜、一碟辣椒油、一碟蒜泥，谁爱吃啥自己加。
两盘盖浇面，一盘是青椒肉丝的，青椒炒得软，肉丝切得粗，油亮亮的铺在面上；一盘是西红柿鸡蛋的，鸡蛋炒得嫩，西红柿出了汁，红黄相间，浇头多得把面都盖住了。
一碟酱牛肉，切得薄薄的，码得齐齐整整，上面撒了香菜末和辣椒面。
一碟拌黄瓜，拍碎的黄瓜拌着蒜泥和醋，清清亮亮的。
红梅、常松、常莹、张姐、大玲，五个人围着桌子坐。
小年坐在婴儿餐椅上，面前一个小碗，里面是羊肉汤泡的馒头碎，他手里攥着小勺子，往嘴里塞，糊得满脸都是。
常莹撇了撇嘴：“买礼物？我看——”
张姐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常莹“哎哟”一声，瞪张姐：“你踢我干嘛？”
张姐夹了一筷子羊肉，嚼着，含糊不清地说：“脚抽筋，不行啊？”
张姐心里骂：就你长嘴了！你那嘴是借来的，急着还啊？人家闺女给妈买礼物，你眼红个什么劲儿？有本事让你家那三个土匪也给你买一个——买的怕是拳头大的砂锅，揍得你满地找牙！
她脸上却笑盈盈的，夹起一筷子羊肉塞进常莹碗里，亲热得像亲姐妹：“吃！多吃点！羊肉补脑！”
常莹还想说什么，小年突然开口了。
“姐姐——”
他嘴里塞着饭，含糊不清，但那两个字，清清楚楚。
“姐姐——”
他扭着头，四处看，好像在找什么。
红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姐姐还没回来呢，晚上就回来了。”
小年听懂了，咧嘴笑了。饭从嘴角掉下来，糊在围兜上。他挥舞着小勺子，又喊了一声：
“姐姐！姐姐！”
这一声姐姐，是弟弟给她的第一份礼物。比血缘更重的礼物。因为这声呼唤里，没有算计，没有索取，没有你应该。只有一个婴儿，用他刚学会的两个字，笨拙地表达着：我想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姐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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