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行了。”红梅站起来，把隔壁桌一摞碗端走，“我不是也在干吗？等一会儿后面的东西我来刷。”
她把碗放进后厨门口的水池里，水龙头拧开，冲了一下手，甩了甩，走回来。绿色的碎花短袖下摆沾着水渍，她用毛巾擦了擦。
“英子，你请了几天假？”
英子抬起头，把嘴里的面咽下去。
“妈，我请了一个星期的。正好我们去云南。”
常莹的手停在肩膀上。没捶了。她低着头，盯着英子面前那碗坨了的面。筷子搁在碗沿上。嘴角往下撇着，心里那把生了锈的算盘又开始噼啪响：云南？花谁的钱？我弟在船上挣的血汗钱，是给你们娘俩风花雪月的？想得真美。
亲情这东西，算得太清是生意，算得太糊涂是陷阱。聪明人算到八分，留两分装傻；蠢人算到十二分，把最后那点情分也算没了。
常莹是哪一种？她自己大概也没想过——她只觉得，自己算的是公道，别人算的才是算计。
常松原本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拿着手机。听到“云南”两个字，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常莹。
常松把手机扣在膝盖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头转过去，面朝窗户的方向。
小年从英子腿上滑下来，站在地上。牛仔背带裤的肩带又滑下来。他用手拽了拽肩带，没拽上去。
英子放下筷子，弯腰帮他把肩带扣好。
“姐姐带你去新店找张姨玩，去不去？”
“去。”
英子站起来，弯腰把小年抱起来，小年的手搂住她的脖子，脸贴在她肩膀上。
“常叔，妈，我带小年过去了。”
常松从椅子上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我开车送你们。”
“不用。你歇着吧！”红梅头也没抬，“让她们打车。”
常松坐在椅子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眼睛盯着天花板，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常莹垂着眼皮，嘴角撇了一下。哼！我治不住你？有人能治得住你。你的云南好老婆厉害吧？想去看大胸妇女？去不成喽。
“张军，我在火车站出站口。”
张军挂了电话，站在路边花坛边。四月的长沙已经开始热了，不是那种慢慢升起来的温度，是一下子从冬天跳进夏天，没给人喘气的机会。风从湘江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扑在脸上。他把手机塞进裤兜，没有立刻走。
他想起李娟。想起那天，她红着眼眶问他是不是讨厌她，他说是。想起夜市那条巷子里，她踮起脚亲他，他没有推开。想起年三十晚上，他约她出来放烟花。他要让英子看见。他要让英子安心，也要让周也安心。他利用了李娟。李娟不知道。
被人利用而不自知，是幸运。知道被利用还心甘情愿，是犯贱。最可怕的是第三种——利用别人的人，夜里翻来覆去，发现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有没有动过心。
然后她去了合肥，他来了长沙。
他从没给她打过电话。她发的消息，他隔很久才回，回得很短。他以为这样她就懂了。可她来了，从合肥到长沙，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张军往前走。脚下地砖晒了一天，踩上去温的。梧桐树的叶子垂着，不蔫，但也没什么精神。他想起英子，如果站在出站口等她的是英子——那个永远穿白T恤扎马尾、从不说一句废话的英子。如果是英子，他大概会跑起来，跑得鞋带开了也不管。他会隔着栏杆就伸手，说你怎么来了。
可那是英子。不是李娟。
有些人，奔赴千里仍觉路慢；有些人，缓步相逢仍觉匆匆。从来无关远近，只关乎本心。心若相牵，天涯亦是归途；心若疏离，咫尺亦是远方。
张军此刻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惜，他的心，从未为李娟起程。
他穿过地下通道。通道里有人弹吉他，唱着一首他没听过的歌。他不想去。他不能不去。
出站口的人已经散了大半。接站的、被接的，三三两两走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人，拖着行李箱往外走。卷帘门半拉着，露出里面空荡荡的大厅。
李娟站在柱子旁边。行李箱立在她脚边，她弯腰拎着三个纸袋，手指被勒出一道道红印。白色棉麻衬衫湿了后背，袖子卷了两截，露出手臂。藏蓝色棉布长裙的裙摆拖在地上，沾了灰。一顶米白色渔夫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几缕碎发从帽檐下钻出来，贴在额头上。
她抬起头，看见他。站在那里，汗湿的衬衫，勒红的手指，沾灰的裙摆。从合肥到长沙，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换来的不过是他三步远的距离。可这三步，她怎么都迈不过去。
“张军，我以为你不会来见我。”她笑了一下。
张军站在三步远的地方，看着她。他看见她额头上的汗，看见她被纸袋勒红的手指，看见她裙摆上的灰。他胸口堵了一下。
“你来干嘛？”
声音比他想得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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