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刚下车。”红梅握着手机,手指收紧了,“嫂子,你在哪个位置?”
“我就在出站口!穿着裙子那个!你出来就看到我了!”
红梅挂了电话。
客运站门口人挤人。扛蛇皮袋的,拎塑料桶的,抱孩子的,蹲在地上吃洋芋的。
常松从路边走过来,手里攥着车钥匙。他们租了一辆银白色的捷达,车停在广场对面的停车场,车身溅了不少泥点子,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灰。
“车租好了。”常松说,“八十一天,押金一千。”
英子牵着小年从台阶上走下来。小年手里攥着半袋小熊饼干,饼干渣挂了满嘴角,另一只手拽着英子的裤腿,拽得紧紧的。
英子扎着高马尾,紫色绒毛发圈。香芋紫短袖领口系着小蝴蝶结,浅蓝色牛仔A字短裙,裙摆毛边。紫色中筒袜,白色厚底运动鞋。米白色长带帆布包斜挎身侧,包身外面缝着一个小口袋,插着一瓶矿泉水,棕色小熊挂在包带上。
小年站在旁边,低头抠背带裤上的小星星。鹅黄色短袖上印着一只小恐龙,领口系着一个黄色波点领结。圆圆的小脸埋在低头里,肉嘟嘟的胳膊露在袖口外。他抬脚踢了下地上的石子,左脚棕色皮鞋的魔术贴翘起一个角,白色波浪边袜口堆在脚踝上。
红梅蹲下来,给他重新贴好。手指按着魔术贴,压了两下,小年扭着脖子躲,她捏住他的下巴,不让他动,贴好了才松手。
她站起来。
墨绿色丝质衬衫,塞进米白色阔腿裤,脚上一双裸色低跟皮鞋。耳朵上一对金色小圆环,手腕一条极细的黄金手链,坠着一颗小金珠。头发是新烫的大卷,散在肩上,发尾微微卷曲。来云南之前特意烫的。
脚下是水泥地,坑坑洼洼,裂缝里长着草。广场不大,停着几辆面包车和中巴车,车身写着“石林—昆明”“石林—陆良”。地上有瓜子壳、塑料袋、一滩黑色的水渍,旁边蹲着个男人在抽烟。
车站是一栋两层小楼,白色瓷砖贴面,有些地方的瓷砖掉了,露出灰色水泥。一楼是售票厅和候车室,玻璃门上贴着“凭票入内”四个红字,掉了两个。二楼窗户开着,楼顶竖着几个红色铁皮字:石林彝族自治县客运站。“自”字歪了,往一边斜。
广场对面是一条街,铺面一间挨一间。卖饵块的,修手机的,卖化肥的,门口都撑着遮阳棚,蓝色红色的塑料布,有的破了,用绳子绑着。街上人不算多,几个穿彝族衣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卖菜,面前摆着竹篮,篮子里装着葱、香菜、几把干辣椒。
常松拉开车门,把行李箱往后备箱塞。箱子太重,他抬起来磕了一下,后保险杠蹭掉一块灰,他低头看了一眼,用手抹了抹,没抹掉。
红梅站在车旁边,没动。
“妈。”英子走过来,碰了碰她的胳膊,“你哭什么?”
红梅没说话。眼泪掉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衬衫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英子看着母亲的眼泪,忽然明白——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你出生的地方,一个是埋葬你青春的地方。母亲的青春,埋在了安徽。而她的青春,正在这场认亲的路上,被连根拔起。
常松关上后备箱,走过来。灰色polo衫领口被风吹得翻起来,他用手按了按,没按服帖。把手搭在红梅肩上,轻轻拍了两下,又放下来。
小年仰着头看红梅,饼干举起来:“妈妈吃。”
红梅蹲下来,把小年搂进怀里,脸贴着他的头顶。小年头上汗津津的,一股小孩味混着汗味。她搂着没松手。
英子站在旁边,伸手摸了摸小年的头,又把手收回去。
“之前叫路南。”红梅站起来,用手背擦眼泪,声音哑哑的,“我走的时候,还叫路南。”
常松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没说话。
红梅看着对面那条街,看了很久。街上那排铺面,有好几家是新盖的,铝合金门窗,白瓷砖。但有几栋老房子还在,土墙,黑瓦,墙根长着青苔。
“以前都是土路。”红梅说,“坑坑洼洼的,下了雨全是泥。车也少,有个拖拉机都不得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的。”
说“走”不准确,是被塞进一辆面包车的后座,嘴里塞着布,双手被绳子捆着,醒来就到了几千里外的一个陌生地方。那条路,她没得选;今天这条路,她自己走回来。一个人这辈子最奢侈的事,不是有钱,是有得选。
常松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又搭在她肩上,这次没拍,就那么放着。
“别哭了。”他说,声音有些哑,“以后孩子大点了,随时回来。”
红梅没接话,眼睛还盯着那条街。
故乡这味药,专治思乡的病。可病了太久的人,突然灌下一整碗,五脏六腑都会痉挛。她站在这里,站成了一个矛盾——身体是归人,心是过客;眼睛看的是故土,脑子里过的,全是这些年在那几千里外受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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