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确实没有死心，反而因为接连受挫，对王泽的怨恨更深。
之前在王泽这里——拍卖会上被抢尽风头，宫宴上被诗才压制，挖角行动又偷鸡不成蚀把米，早已让负责家族部分产业的郑元寿憋了一肚子火。王泽献上《平突厥三策》获得帝心，授官将作监，更让他们感到强烈的嫉妒和不安，觉得这个原本可以随意拿捏的败家子，正在以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速度崛起，严重威胁到了他们这些传统世家的地位和利益。
明着对付一个简在帝心、圣眷正浓的新贵显然是不智的。于是，在家族智囊（如崔干）的谋划下，他们改变了策略，将目标转向了王泽看似不那么起眼，但实则可能是其未来根基的所在——琉璃工坊，尤其是那个格物学堂。
这一次，他们不再使用劫掠、挖角等容易留下把柄的粗暴手段，而是采取了更隐蔽、更毒辣、更符合他们世家风格的“软刀子”。
首先，他们利用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暗中指使与郑家交好、或以“清流”自居的御史，上了一道措辞谨慎却暗藏机锋的奏折。奏折中并未直接点名王泽，而是含沙射影地抨击“今有勋贵外戚，不思靖难安邦、辅佐圣主，竟相效商贾之事，经营工坊，锱铢必较，与民争利，聚敛无度。更甚者，以奇技淫巧为能事，开办所谓学堂，招收流民工匠子弟，传授非圣无法之言，恐非国家之福，有蛊惑人心、动摇社稷之嫌。” 这顶“与民争利”、“蛊惑人心”的大帽子扣下来，不可谓不狠毒。
紧接着，市井坊间开始流传一些经过精心编造的、真假掺半的谣言。说渭南伯工坊制作的琉璃器“看着光鲜，实则内蕴邪气，久用伤身损运”；又说那格物学堂教授的都是“无父无君”、“违背祖宗成法”、“亵渎圣贤”的歪理邪说，去那里上学的孩子都会被教得“性情乖张”、“不敬尊长”，甚至举出一些莫须有的例子，说得有鼻子有眼。
同时，在商业层面，郑家联合了几家同样对琉璃市场眼红、或被其威逼利诱的商人，开始大规模仿制王泽工坊早期的一些简单琉璃器，并以极低的价格抛售，试图扰乱市场，挤压王泽工坊的利润空间，制造“其利甚薄”或“并非不可替代”的假象。甚至还暗中威胁、利诱一些与王泽工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原材料供应商，试图从上游卡脖子。
这几套组合拳下来，虽然暂时未能对工坊和学堂造成立刻的、毁灭性的打击，但无形的舆论压力和持续的商业干扰，确实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困扰。工坊的订单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原本有意向的客户开始观望；学堂里也出现了几起学生被忧心忡忡的家人强行带回去的情况，尽管王泽一再解释和保证，但仍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和人心浮动。
“他娘的！郑家这些阴险小人！尽玩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程处默得到消息后，气得在将作监王泽的廨署里直跳脚，“王泽，这次我们不能就这么干看着了！我认识那几个上书的御史，都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我这就去找他们‘理论理论’！还有那些散布谣言的，看我不把他们的摊子掀了！郑家那几个仿造我们琉璃的破铺子，我今晚就带人给他们砸了！”
王泽拉住了情绪激动的程处默，将他按回座位，亲自给他倒了一杯凉茶，冷静地分析道：“程兄，稍安勿躁。他们此举，正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在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御史风闻奏事，是其职责所在，我们若贸然去找麻烦，反而坐实了‘嚣张跋扈’、‘不容言路’的罪名，正中了他们的下怀。至于市井流言，你越是气急败坏地去辩解、去追查，传播得就越快，越显得我们心虚。”
“那难道就任由他们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挖我们的根基？”程处默不甘心地捶了一下桌子。
“自然不是。”王泽眼中闪过一丝冷冽的光芒，如同幽深的寒潭，“他们攻击我们的根本，无非是两点：一曰‘与民争利’，二曰‘蛊惑人心’。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与民同乐’，什么叫做‘启民智、利国家’！”
他立刻召集了福伯、鲁大以及格物院的马周，进行紧急部署，采取了几个针对性极强的措施：
第一，以正视听，惠及于民。 他让工坊紧急调整生产计划，推出一批制作依旧精良、但造型更贴近日常生活、价格设定得相对“亲民”的琉璃器，如各种颜色的琉璃珠串、小巧玲珑的动物造型摆件、实用的琉璃茶杯（虽不透明，但别致）等。在东西两市设立专门的摊位，打出“渭南琉璃，与民同赏”的旗号，以接近成本价销售。同时，公开邀请长安城有名的医者、学者，前来工坊参观、检验琉璃制品，并出具“无害”的证明，公之于众。此举旨在打破“奢靡”、“伤身”的谣言，让更多普通百姓也能接触、拥有琉璃器，将“与民争利”的指控转化为“与民同乐”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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