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都早。
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但兴安岭的积雪已经开始消融了。溪水叮叮咚咚地流着,树枝上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王西川站在靠山屯的木楼前,看着那些熟悉的屋顶、熟悉的炊烟、熟悉的山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爹,该走了。”王韶华从屋里出来,眼睛红红的。
王西川应了一声,转身进屋。黄丽霞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三个大包袱,里面装着被褥、衣裳、锅碗瓢盆。王昭阳和王望舒从林场回来帮忙搬家,两个女婿也来了。黄大山、王北川、马强、顺子都来送行,三辆马车装得满满当当。
“姐夫,到了林场安顿好了,捎个信回来。”黄大山拍拍王西川的肩膀。
“嗯。”王西川点点头。
三叔公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过来,拉着王西川的手不放:“西川啊,到了林场好好干,别给靠山屯丢脸。”
王西川的眼眶红了:“三叔公,您放心。”
“你娘要是还在,看见今天,该多高兴啊。”三叔公抹着眼泪。
王西川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三叔公的手。
马车动了。王西川坐在最前面的马车上,抱着儿子王家兴——小家伙才两个多月,裹在碎花棉被里,睡得正香。黄丽霞坐在他身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干粮和水壶。女儿们坐在后面的马车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马车走出老远,王西川回头看了一眼。靠山屯的炊烟袅袅升起,三叔公还站在屯口,拄着拐杖,像一棵老松树。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到了林场。林场在县城边上,几排红砖房,院子很大,停着几辆解放牌卡车和拖拉机。场部是一栋二层小楼,楼顶竖着一根旗杆,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王西川跳下马车,四处看了看。林场比他想象的大,也比他想的好。场长姓孙,五十多岁,花白头发,戴着眼镜,说话和气。他已经在场部等着了,看见王西川,迎上来握手。
“老王,欢迎欢迎。我是孙场长。”
“孙场长,麻烦您了。”王西川握着孙场长的手。
“不麻烦。”孙场长笑了,“你们靠山屯合作社的名气大,你的名气也大。省报都登过你的文章,林场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王西川谦虚地说:“孙场长过奖了,我就是个打猎的。”
孙场长领着他们去看房子。房子在场部东边,一排四间,红砖墙,水泥地,铝合金窗户。虽然不如靠山屯的木楼宽敞,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厨房里有新砌的灶台,卧室里有新盘的炕,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榆树。
“老王,这房子怎么样?”孙场长问。
“好,比我想的好。”王西川点点头。
黄丽霞把行李搬进屋,开始收拾。女儿们也帮忙,铺炕的铺炕,擦桌子的擦桌子,扫地的扫地。王昭阳从财务科借来一个暖水瓶和几个搪瓷缸子,王望舒从卫生所拿来一卷纱布和一瓶酒精。
王西川站在院子里,看着这排红砖房,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林场扎下根,干出个名堂来。
下午,孙场长找王西川谈话。
“老王,你去采伐队吧。”孙场长说,“采伐队缺人,郑大胡子那边正喊着要帮手。”
“行。”王西川点头,“我听场长的。”
“你以前打过猎,身体好,有力气,干采伐没问题。”孙场长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有前途。”
第二天天没亮,王西川就起来了。他穿上黄丽霞给他做的新棉袄,背上水壶,朝采伐队走去。采伐队在林场北边,离场部有好几里地。他走得快,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
采伐队是一排木板房,院子里堆着油锯、斧头、绳索,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柴油的味道。几个工人蹲在房檐下抽烟,看见王西川来了,抬起头打量他。
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伐木工,姓郑,满脸络腮胡子,外号“郑大胡子”。他叼着烟卷,上下打量着王西川,目光落在他的猎刀和猎枪上。
“你就是王西川?”郑大胡子问。
“是。”王西川点点头。
“打猎的?”郑大胡子指了指猎枪。
“打过几年猎。”
“伐木不是打猎。”郑大胡子吐了口烟,“可不是端端枪就能干的。”
几个工人哄笑起来。
王西川没吭声,把棉袄脱了,叠好放在一边,拿起靠在墙边的一把油锯,检查了一下链条和火花塞。油锯没问题,新磨的链条,锋利得很。
“用我的油锯?”郑大胡子挑了挑眉。
“行。”王西川把油锯拎起来,跟着工人们进了林子。
林子里的雪还没化透,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郑大胡子指着一片落叶松,说:“今天的目标,五十棵。天黑之前干完。”
工人们散开,各就各位。王西川选了一棵最粗的落叶松,蹲下来,拉了几下拉绳。油锯“突突突”地响起来,链条飞速转动。他深吸一口气,对准树干锯了下去。锯末飞溅,松脂的气味更浓了。那棵松树足有两人合抱粗,但王西川的油锯用得稳,锯口平整,角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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