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川在采伐队干了三天，郑大胡子就把他当成了宝。
不是因为王西川会说漂亮话——恰恰相反，王西川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郑大胡子看上他，是因为这人是真能干活。四十七棵树，码得整整齐齐的木头垛子，还有那双磨得全是血泡却从不叫苦的手，这些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第四天早上，王西川照例天不亮就起来了。
林场的早晨和靠山屯不一样。靠山屯的早晨是鸡鸣狗叫，是炊烟袅袅，是三叔公在院子里咳嗽的声音。林场的早晨是拖拉机的突突声，是油锯的嗡嗡声，是工人们扯着嗓子喊“开工了”的粗犷嗓门。
王西川穿上黄丽霞给他做的新棉袄，这棉袄是过年时候新絮的棉花，厚实得很，穿在身上暖烘烘的。他又把猎刀别在腰里，猎枪背在肩上，这是他在靠山屯养成的习惯，走到哪儿都带着家伙。
“当家的，早饭好了。”黄丽霞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苞米面粥从厨房出来，粥上面漂着几根咸菜丝，还有两个杂合面馒头。
王西川接过碗，呼呼喝了两口，粥烫嘴，他吸溜了几声。黄丽霞坐在他对面，一边给儿子王家兴喂奶，一边看着他吃。
王家兴两个多月了，白白胖胖的，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葡萄。他躺在母亲怀里，小嘴叼着奶头，咕咚咕咚地喝，喝几口就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又接着喝。黄丽霞低头看着儿子，眼里全是慈爱。
“爹，您今天还去采伐队？”王昭阳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摞账本。
“嗯。”王西川又咬了一口馒头。
“孙场长昨天跟我说，想让您去楞场。”王昭阳在林场财务科上班，消息灵通，“说楞场工长老了，干不动了，没人愿意接。”
王西川嚼着馒头，没吭声。
黄丽霞抬起头：“楞场是干啥的？”
“木材堆放的地方。”王昭阳解释，“活累，责任大，还容易得罪人。听说以前几个工长都干不长，不是累跑了就是得罪人被撵走了。”
“那你爹可不能去。”黄丽霞皱起眉头，“好不容易在林场安顿下来，别惹麻烦。”
王西川咽下最后一口馒头，把粥碗里的粥喝得干干净净，用袖子抹了抹嘴，说：“场长没说让我去，你们瞎操啥心。”
他站起来，把碗递给黄丽霞，又看了看儿子王家兴。小家伙吃饱了，打了个奶嗝，闭着眼睛睡着了，小嘴还一嘬一嘬的。王西川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小脸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爹，您路上小心。”王望舒从卫生所的方向走过来，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她每天早上都先去卫生所打扫卫生，然后回来吃早饭。
“嗯。”王西川背起枪，出了门。
大青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条狗跟着王西川好几年了，通人性，王西川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大青的毛色油亮，体格健壮，站在那里像一头小牛犊。它看见王西川出来，摇了摇尾巴，跟在他身后。
从家属房到采伐队，要走半个多时辰。王西川走得快，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
采伐队的院子还是那个样子，木板房，油锯，斧头，绳索，空气中弥漫着松脂和柴油的味道。但今天院子里的气氛不太一样。
几个工人蹲在房檐下抽烟，看见王西川来了，都不说话，只是拿眼睛瞟他。那种目光王西川见过——在靠山屯，他刚当上合作社主任的时候，也有人这么看他。是不服，是试探，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
王西川没理会，径直走到工具棚，拿出那把他用的油锯，蹲在地上检查。链条昨天磨过了，火花塞是新换的，油箱里的油也加满了。他又从腰里拔出猎刀，在裤腿上蹭了蹭，刀刃闪着寒光。
“哟，来啦。”
郑大胡子从木板房里出来，嘴里叼着烟卷，脸上的络腮胡子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他看了看王西川，又看了看蹲在房檐下抽烟的几个工人，嘴角抽了抽。
“郑队长。”王西川站起来。
“今天不急着进山。”郑大胡子吐了口烟，“今天有人要来。”
“谁？”
“林场保卫部的。”郑大胡子眯着眼睛，“听说前些天楞场丢了一车木材，保卫部查了好几天，屁都没查出来。今天来咱们采伐队调查，问问有没有人见过可疑的人。”
王西川听了，没说话。
蹲在房檐下抽烟的几个工人开始议论起来。
“一车成品木材，三千多块呢，就这么没了。”
“保卫部那帮人，都是吃干饭的。让他们抓个偷木头的，比让他们上月亮还难。”
“听说老科长眼疾犯了，看不清东西，快退休了。”
“退了谁干？那帮人谁会认山路？谁会追踪？让他们在林子里找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
正说着，院子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停在采伐队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都穿着林场的制服，胸前别着保卫部的臂章。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姓刘，官衔是保卫部干事，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走路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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