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剌加初战的捷报，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然而，佛郎机——葡萄牙王国——这头来自遥远西方的“海上雄狮”，显然不会因一次爪牙的试探失利而退缩。其反应之迅速与方式之刁钻，超出了许多帝国朝臣的预料。一场不见硝烟，却可能更凶险的较量，在帝国的京城悄然拉开了序幕。
就在满剌加捷报抵京、朝廷嘉奖令尚未发出之际，一队由三艘悬挂葡萄牙王室旗帜的帆船组成的使团，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天津外海。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反而打出请求通商的旗号，并派小艇送上一封以拉丁文和粗浅汉文书写的国书，请求觐见“东方伟大的皇帝陛下”。
国书言辞看似恭谨，称葡萄牙国王“对伟大的中华帝国充满敬意与向往”，希望“建立永恒的友谊与通商关系”。然而，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强势：要求帝国“保障葡萄牙商人在满剌加及其他所有港口的自由与安全”、“严惩杀害葡萄牙顾问（指北疆被俘者）的凶手”、“划定明确的贸易区域并给予葡萄牙人最优惠待遇”，并隐晦地暗示，若要求得不到满足，“不幸的误解和冲突可能持续”。
使团首领自称“唐·费尔南多”，是一位拥有伯爵头衔的贵族，随行人员中不仅有商人、学者，更有数名目光锐利、举止沉稳的军官和一位身穿黑袍的耶稣会修士。他们的到来，瞬间在京城引起了轩然大波。
朝堂之上，争议再起。部分官员认为，这是佛郎机人“畏威怀德”的表现，是化干戈为玉帛的良机，主张隆重接待，开启谈判。而更多官员则嗅到了其中的陷阱与傲慢，认为这是“先兵后礼”的讹诈，其条款实为变相的割地与赔款，绝不可接受。
夜宸将国书副本与使团情报交给夜曦，沉声问道：“曦儿，你如何看待此事？”
夜曦仔细阅读国书，又翻看了督行司紧急搜集的关于这位“费尔南多伯爵”的情报——此人并非普通外交官，而是葡萄牙东方远征军中以强硬和狡黠着称的人物，曾参与多次与印度土邦的“谈判”，结果往往是葡萄牙人获得远超预期的特权。
“父皇，此非善使，乃披着羊皮的豺狼。”夜曦断然道，“其所谓‘通商’、‘友谊’，不过是包裹其侵略野心的糖衣。其条款，实欲将我朝置于藩属之地。若我稍显软弱，其必得寸进尺；若我严词拒绝，其便可借口‘谈判破裂’，为其后续军事行动制造‘正义’借口。此乃典型的西夷外交伎俩，以谈判为盾，行胁迫之实。”
苏浅月蹙眉：“然其既以来使身份到来，我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若断然拒见，或礼仪有亏，反落人口实。”
“母后所言极是。”夜曦眼中闪过锐光，“故儿臣以为，见，必须要见，且要以最高规格见。然，见之时，需让其明白，何为天朝气度，何为不可逾越之底线。谈判可以谈，但必须在平等、相互尊重之基础上。其所提条款，荒谬无礼，自当驳斥。然我朝亦可提出我之条款，例如：要求其舰队立即解除对满剌加之封锁，赔偿因其挑衅给我商民造成之损失，并保证不再侵扰我朝海疆及藩属。要谈，便需按我朝的规矩来谈。”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夜宸领悟了儿子的意图。
“正是。”夜曦点头，“不仅要谈，还要大张旗鼓地谈，让南洋诸国、让天下人都看到，是佛郎机无理挑衅在先，我朝仁至义在后再。同时，谈判期间，我水师增援步伐不可稍停，东南沿海防务必继续加强。谈判桌上是狮象共舞，谈判桌下，需有雄狮利爪为后盾。此谓，以战促和，以谈备战。”
夜曦的策略在朝会上再次引发了激烈辩论。以首辅大臣为首的务实派深表赞同，认为此策刚柔并济，既保全天朝体面，又不失斗争智慧。而部分保守派则忧心忡忡，认为如此强硬应对，恐彻底激怒佛郎机人，导致战火全面升级，不如稍作让步，换取平安。
一位年迈的翰林学士痛心疾首：“《左传》有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佛郎机船炮之利，终非我朝所长。若能以些许商利，换取海疆安宁，使百姓免于战火，岂非圣人‘怀远以德’之体现？何必争一时意气，置江山社稷于险地？”
夜曦平静反驳：“老大人所言怀远以德，曦深以为然。然‘德’需施于慕义而来者，而非慑于兵威之劫掠之徒。佛郎机人恃强凌弱，先以兵舰封锁我藩属，杀伤我将士，今复以虚言恫吓，欲行不平等之约。此非慕义，实为劫掠。若对此辈让步，非但无以怀远，反会示弱于天下，令四方宵小皆生觊觎之心，海疆将永无宁日！昔日汉武击匈奴，唐宗灭突厥，岂是单凭仁义？若无卫霍之锋镝，李靖之韬略，何来边塞之长治久安？今日之势，亦然。唯有以坚定之立场、充足之准备，让对方知难而退，方能赢得真正之和平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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