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秋夜，带着江南特有的潮润。
谢景明的船在戌时三刻悄然靠岸，选的是城南一处偏僻的小码头。码头上只挂着一盏昏黄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曳，将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侯爷，到了。”陈山低声道。
谢景明披着玄色披风，戴上兜帽，率先走下跳板。码头边已候着一辆青篷马车，车夫是个精瘦的汉子，见他们过来，只无声地掀开车帘。
马车在夜色中穿行，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已打烊，只有零星几家酒楼还亮着灯，隐约传出丝竹声。谢景明透过车帘缝隙往外看——杭州城的夜晚，看起来太平无事。
约莫一刻钟后，马车在一处不起眼的后门前停下。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一个老仆提着灯笼候在那里，见谢景明下车，躬身行礼：“表少爷，请随我来。”
这是赵秉文的一处私宅，连他夫人都不知道。
宅子不大，前后两进，布置简朴。老仆引着谢景明穿过庭院，来到后院书房。书房里只点了一盏油灯，光线昏暗，赵秉文正坐在书案后，脸色苍白，左臂吊在胸前，显然是受了伤。
见谢景明进来，赵秉文挣扎着要起身：“表哥……”
“别动。”谢景明快步上前按住他，目光落在他吊着的手臂上，“伤得如何？”
“皮肉伤，骨头没事。”赵秉文苦笑，“只是那日若不是家丁拼死护着，恐怕就……”
他没说下去，但谢景明听懂了。
“到底怎么回事？”谢景明在对面坐下，“信里说得含糊，你从头说。”
赵秉文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来。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那时他刚调任杭州府同知，例行盘查府库，发现三处义仓的存粮数目与账册对不上，前后差了近两千石。他以为是胥吏贪墨，暗中调查，却发现前任知府王焕在任期间，每年都有“损耗”记录，数目不大，但三年累积下来，竟有近万石粮食不知去向。
“我本想深查，却接连遇到怪事。”赵秉文声音发涩，“先是家中书房深夜被人潜入，翻得乱七八糟，却什么也没丢。接着是衙门的库房走水，烧掉的正是近年粮册。七日前，我从衙门回家，半路遇到几个蒙面人……”
他顿了顿，扯开衣襟，胸前一道狰狞的刀疤刚刚结痂：“他们招招致命，若非我自幼习武，又有家丁拼死相护，恐怕已经……”
谢景明眼神冰冷：“王焕人呢？”
“失踪了。”赵秉文道，“我遇袭后第二天，王焕的家人就报了官，说他三日前出门访友，至今未归。衙门派人去查，他常去的几处地方都说没见到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好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谢景明沉默片刻：“账册呢？可还有副本？”
“有。”赵秉文从书案暗格里取出一本薄册，“这是我自己誊抄的，原册被烧了，但数目我记得清楚。表哥你看这里——”
他翻开册子，指着一行记录：“景泰十九年秋，义仓出粮五百石赈济水灾，但实际发放只有三百石。我问过当时的经办胥吏，他说是王知府亲自吩咐，说是‘路途损耗’。”
“损耗两百石？”谢景明挑眉。
“是。不止这一笔。”赵秉文又翻了几页，“类似的情况，三年下来有十七次，累计‘损耗’粮食八千四百石。这些粮食……不知去向。”
八千四百石，足够一支千人军队吃上大半年。
“还有更蹊跷的。”赵秉文压低声音，“我暗中查过王焕在任期间的往来账目，发现他每年都会从府库支取一笔‘公务用银’，数目不小，但用途不明。我循着线索往下查，发现这些银子……最终都流向了京城的宝昌号。”
宝昌号。
谢景明瞳孔微缩。又是宝昌号。
“可有凭证？”
“有。”赵秉文从怀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纸，“这是我从一个老账房那里得来的，他临死前交给我，说是王焕让他做的假账副本。上面清楚记着，景泰二十年三月，支银三千两，备注‘京城打点’。收款方……就是宝昌号。”
谢景明接过那张纸，就着昏黄的灯光细看。字迹工整，数目清晰，还有王焕的私章印鉴。这东西若呈上去，王焕贪墨的罪名就坐实了。
但王焕背后的人呢？
“那老账房怎么死的？”
“‘失足落水’。”赵秉文苦笑，“尸体在运河里发现的，捞上来时已经泡胀了。衙门验尸，说是醉酒失足。”
又是“意外”。
谢景明将那张纸仔细折好，收入怀中：“这些东西，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只有那个老账房。”赵秉文道，“老账房死后，我就知道此事凶险，所以把这些东西藏在这里，连我夫人都没说。”
“你做得对。”谢景明站起身，在书房里踱了几步，“周文渊已经南下了，不日就到杭州。他是贵妃的人，来者不善。”
赵秉文脸色一变：“周文渊？大理寺那个周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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