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南京—昆明—广州—武汉。
当蒋介石在湖北主战场接连受挫，其嫡系精锐在武汉北郊和汉水之畔连遭败绩后，这位深谙权术的统治者，迅速意识到单凭军事硬撼，已难以在短期内击垮羽翼丰满、装备精良的桂系。他立即转变策略，祭出了其最为擅长的政治手腕——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一时间，信使密探穿梭于南方诸省，巨额银元与空头官诰如雪片般飞出南京，旨在构筑一道绞杀桂系的战略包围网。
一、 西线：蛊惑“云南王”龙云（政治名分+实利诱惑）
蒋介石将首要目标锁定在雄踞西南边陲的“云南王”龙云。他看准了龙云既想巩固自身地位，又对富庶的广西抱有野心的心理(广西特殊税一年700-1000W大洋，就是烟土过境税贼离谱）。
1. 政治名分：奉旨“讨逆”，正名分
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正式任命龙云为 “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这一任命，瞬间将龙云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从“地方军阀混战”拔高为“中央授权的平叛正义之师”，使其占据了法理和道德的制高点。同时，蒋默许乃至支持龙云对云南的绝对控制，交换条件是其必须服从“中央”调遣。此举让龙云感到，与蒋介石合作，是巩固其“云南王”地位的最佳途径。
2. 经济与地盘利诱：真金白银动其心魄
巨额开拔费：蒋向龙云支付了400万银元的巨额开拔费，用于弥补滇军出兵的耗费。对于地瘠民贫的云南而言，这笔钱诱惑极大。
许以广西地盘：蒋承诺，击败桂系后，将广西部分乃至全部地盘、税收权益划归龙云管辖。这是最致命的诱惑，意味着龙云的势力可从偏安一隅的云南，扩张至更富庶的广西，有望成为真正的“西南王”。
武器补充承诺：蒋承诺战后为滇军更新装备，提供中央军制式武器，增强其长期实力。
3. 战略蛊惑：制造危机，逼其出手
蒋不断向龙云渲染“桂系威胁论”，声称李、白志在统一西南，若坐大必吞云南，今日不除，后患无穷。他将讨桂之战包装成一场“瓜分盛宴”，使龙云产生唇亡齿寒的危机感，认为出兵是消除威胁、扩张势力的天赐良机。
效果：在名位、实利与危机感的共同作用下，龙云最终心动，决定出兵。他任命心腹大将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滇军精锐入桂：
第98师：师长卢汉（兼），滇军最核心主力，装备人员最精良。
第99师：师长朱旭，主力师之一，战斗力强。
第101师：师长张冲（悍将），担任入桂先锋。
独立旅：旅长张凤春部，负责策应。
云南方向，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二、 东线：拉拢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名利双收+宿怨利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广东的实力派将领陈济棠展开了攻势。此时的陈济棠虽未达到后来“南天王”的权势，但已是广东举足轻重的军事人物，蒋深知其与桂系素有龃龉，且怀有扩张野心。
1. 政治名分与权力默许：
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陈济棠为 “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使其攻打广西的行为“名正言顺”。同时，蒋默许陈济棠在击败桂系后扩大其在两广的影响力。这正投合了陈济棠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心理。
2. 经济利益驱动：
蒋向陈济棠提供了高达500万银元的“开拔费”，并承诺战后继续提供军饷。这笔巨款对陈济棠巩固自身地位、扩张实力具有极大吸引力。
效果：在“名、利、地”三重诱惑下，陈济棠决定出兵。他调动其麾下部队，准备从东线进攻广西：
余汉谋师（第1师）
香翰屏师（第2师）
李扬敬师（第3师）
广东方向，重兵开始向桂东边境集结。
三、 正面战场：强化核心攻击力量
在策动滇、粤出兵的同时，蒋介石进一步增强了正面战场（湖北方向）的打击力量：
炮兵加强：调集独立炮兵团第3、4团，装备三八式75毫米野炮36门、四一式75毫米山炮36门，加强给西路军。
重炮登场：投入独立重炮兵团，装备日制三八式105毫米加农炮36门。
海军力量：命令海军部长陈绍宽，率领包括“咸宁”、“永绥”、“民权”等在内的10余艘主力炮舰，深入长江水道，企图切断桂军水路补给并实施侧翼打击。
四、 桂系的应对：依托既定部署，沉着应战
面对蒋介石构筑的三面合围态势，桂系高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幼邻）迅速研判局势。他们发现，由于此前富有远见的战略预置，战场态势虽险恶，但并非无备应战：
1. 北线（主战场——湖北武汉方向）：
我方部署：新编第七军、新编第三十六军主力早已严阵以待，并配属有广西第一坦克团和广西第一飞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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