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也评价说：“此外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顗、何曾、陈骞之徒，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此等人而可以托孤寄命哉？”
那么被这些奸佞之徒窃据了高位，上行下效，无怪乎朝野间的风气会日益变得浮夸、荒诞、虚伪、矫饰了，则国家焉有不败之理啊？其间虽张华有王佐之才，裴頠作崇有之论，终究不能尽脱陋习，且最终与世沉浮……
此风逮东晋亦不能改，反倒愈演愈烈，全靠着诸胡在中原自相残杀，这票腐朽官僚才能勉强维持住江南半壁河山。即王导、谢安等虽号名相，唯知保安一隅，实怀苟且之志，屡次北伐乃终成泡影。
比起所处形势相近，但一心恢复中原、复兴炎汉的诸葛亮来，晋之诸公，恐怕连武侯的脚后跟都摸不着！
“永嘉之乱”后，虽亦不乏有识之士指出这般清颓之风，实为祸国之由——比如说卞望之——终究无拳无勇，无兵无势，更不可能跟整个垮掉的贵族阶层作对——裴该深感自己倘若久居江左，跟王导他们再继续敷衍、打屁下去，于扭转时风毫无裨益，故此才振旅而北，谋图自己去打一片天下出来。
裴该用人，先是布衣、庶族，进而稍稍吸纳高门，然亦以关西的二流家族为主，相比起来，这些家族虽然地位较低，反倒于陋习沾染不深——即便再如谢鲲一般伪装所谓“名士”，也还是会遭到关东豪门的打压啊，则既逢战乱，不如转求事功。就此由关西逐渐向中原辐射，刮起来了一股相对清新的西风。
受此影响，中原乃至江左，不论才能高低，但凡难以得志之徒，多半都会仰而慕之，想呼吸几口这种新空气，试试在新的风气下，自己能不能找到晋身之阶——谢鲲即是如此，昔日殉国的桓宣亦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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