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顺既然禁教，烧毁的圣经版本可是不少，从表皮来看，很多大顺的大臣还是很容易“分清”这几个教派的区别。
当然，只是表皮的区别。
聂斯托利派翻译的圣经，叫《真经》、《旧法》。
旧教内部派系，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法。
耶稣会翻译的名称是“上帝”。
多明我会认为上帝是异端，用的“陡斯”。
折中派既不想反教廷，又希望本土化，用的是“天主”，取《史记·封禅书》里的“一曰天主，祠天齐”的天主一词。
但天主这个词其实也被否了，因为有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翻译到了罗马那边，天主后面还一句“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
要是用天主这个词的话，便等于说淄博南边的山才是天主圣山，所以实际上天主教这个说法理论上也并不存在。
东正教翻译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些问题，用的是“道”、“神”这种概念，约翰福音开篇是“太初有道、道即为神”。但很快，也被上面否了，因为用“道”这个概念，按照西方的词汇，有点偏重于希腊那一套了。
至于新教的经书，此时还并未翻译。
齐国公想到之前禁教时候的东正、天主的那些翻译问题，以及由翻译问题引发的诸多争端，似有所悟。
似乎，刘钰的意思是说，这都是一群咬人的狗。
但东正、旧教，是被链子锁住的。
哪怕利玛窦那样的人，抓住了明末反思儒学被释家所染的机会，大肆搞本土化替代的“正确”路线，也被教廷紧急叫停。
单单一个“天主”、“上帝”、“神”的翻译该用哪个词，旧教这群人就挣了快一百年了。
而新教，则像是一群没有链子拴着的疯狗。不一定能搞成什么样。
这也就是刘钰说的“佛教”和“白莲弥勒”的问题。
大顺对天主教不视之为邪教，只是视之为文明冲突，禁教是皇权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端，文化对抗体现在儒家士大夫和传教士争夺“道”、“天”、“上帝”、“太极”、“气”之类的解释权上。
这和白莲弥勒不一样。
不过刘钰也不只是在危言耸听，实际上打着改革革新、实在原教复古的新教，是非常容易衍生出诸多奇葩教派的。
这时候还没有新教传教士的翻译版本圣经。
但历史上新教版本却闹出过一个着名的本土化魔改按例。
比如新教讲究的是各国自行翻译圣经，不会出现明末天主教那种到底是上帝、神、还是天主的争论。
于是，新教第一版把圣灵，翻译成圣神风。
结果被否了三位一体的太平天国本土化发挥了一番。
既有圣神风，为啥不能有圣神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呢？
遂有圣神风法王杨秀清、圣神雨法王薛朝贵、圣神电法王韦昌辉……凑齐了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
如果死板地用天主教规定的“圣灵”，而不是风雨雷电露五大法王，也根本传播不了这么快。
这就是个类似于佛教转弥勒的例子。
中国很特殊，是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所以，特殊到历史上凡有“国际”总部，直接干预的，必然失败。唯有“国际”总部不管，这边本土化发挥，方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甚至包括当年的佛教，也是本土自行解决了“比丘需要十个比丘戒师才算正式、但本土一个比丘都没有，土办法解决从0到1”的问题。
东正、天主，都有国际总部，形式主义的教条很严重。
这一点，刘钰算是针对大顺国情，准备对付新教诸国的一大杀手锏。
如果说，前面说的“人和畜生”的区别，只是叫皇帝感觉不爽，但觉得人和畜生、人和老虎是有区别的，毕竟此时天朝甚强，完全不必担心被新教诸国送去地狱。
但这个“佛教转弥勒之虞”，那就是针对大顺皇帝的特效痛点了。
而且，这里面的道理，确实是一点就通的。
有链子拴着的狗，也没链子的疯狗，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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