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场上，干什么不用钱？
当官的又有谁不是为了钱？
从当官开始，升官、考核、社交没有一个地方不用钱，大家的俸禄又那么低，一个月的俸禄都不够随一次份子的钱！不贪还能怎么办？
再说这官是靠拿钱买着升上去的，不贪怎么捞回来本钱？
这就是潜规则形成的最初的逻辑，千里为官只为财，大家考功名就是奔着钱程来的。
所以，明朝潜规则第一条就出现了，不是让大家贪钱，而是谁提反腐败，谁遭殃。
此外明朝官场其实还有一条与众不同的潜规则，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明朝，不作为，会被认为是公正，真正干事的人，多半没有好下场。
因为真正干事的人，做事时难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由此就会有过。
有了过失，官位也就不保。
而在此以前，大明官场上，只要为官不犯错，那基本上就是终身制，直到吏部考评认为你干不动了，才会把你撤职。
官员只要不犯错哪怕无作为也不会降职，这种风气使得官场越来越糅杂，人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说起来，这个潜规则最初形成，大部分人都认为和朱元璋发起的空印案有关系。
空印案是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一起着名案件，涉及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的做法，最终导致大量官员被处决。
空印案的核心问题是明朝官员在处理财政账目时采用的一种简便方法，即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待实际使用时再填写具体内容。
这种方法在当时被广泛采用，以节省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财政账目时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这种方法被明太祖朱元璋视为官员可能利用空白文书进行舞弊的证据，因此他对采用这种做法的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由于空印案的发生，官员们对皇帝的权威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以至于在官场上形成了严格的潜规则，那就是官员们为了避免触犯皇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意主动做事。
不作为，最多被朱元璋认为不称职，会被免职。
可做了事儿，有可能被老朱当成犯罪证据，直接拉出去咔擦了。
于是之后百多年时间里，官员们都默契的才有不作为的方式处理公务，在吏部、都察院考察的时候则挥舞黄白之物大肆贿赂，为自己谋前程。
而张居正在推动考成法后，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评不过的官员是撤职还是调职。
张居正要把人撤职，势必动了官员为官的潜规则。
毕竟，关于考成法的考评和京察等活动是不同的，而且是每年，每季都在进行。
官员只要不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随时都可能因此被认为不合格，面临被裁撤的风险。
对于潜规则，张居正是按照政治斗争的办法，拉一批打一批的办法。
那就是想办法废除掉一些潜规则，同时也把一些无关紧要的潜规则，或者说已经没法改变的潜规则扶正。
比如地方上的苛捐杂税，都知道这些东西对朝廷危害巨大，可是却是地方官府不可或缺的，任何人想要杜绝，那就是和全天下官员为敌。
这样的东西，就是不能动的。
不仅不能动，还要想办法洗白。
对此，张居正已经有了想法，那就是把民间反应最多的这些杂税，揉进一条鞭法里，正税杂税混在一起，愚昧百姓也就不知道了。
这样，在他治下的大明，杜绝了苛捐杂税对百姓的侵害。
而对于像先前说的官员不作为的潜规则，在张居正眼里就是需要打破的。
实际上，张居正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他推进的考成法，其实和后世的KPI考核制度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看数据，其他的不考虑。
在考成法实际实行中，由六部和都察院发布KPI指标和绩效指标，给官员定下办事规矩与做事期限。
这些官员做事的优劣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上司的评价，更加受到六科言官的纠察和弹劾，弹劾的内容以及上司的指标综合评价都会影响并左右官员的奖惩和升迁。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制度的实行都受到内阁的统一管理和核查，这样政令从发布到实施就都可管可控。
张居正有心要影响大明官场潜规则，自然就不是小事儿。
只是，这个心思他不打算告诉魏广德和吕调阳。
在他们身后各自有一群追随者，告诉他们怕不是会起反效果。
魏广德可能认可他的尝试，但他后面的人呢？
吕调阳的情况也类似，只不过实力没有魏广德那么大。
“你们的顾虑有理，不过我还是打算就此事奏报陛下。”
张居正的话，让魏广德不由得眯起眼睛。
显然，张居正是考虑周全了才提出此事的。
魏广德不知道张居正这次尝试的考虑，只觉得他是掌握权力以后，可能有点飘了，打算用这个事儿试探朝中百官的态度，以此作为评判，看哪些人支持他，哪些人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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