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和他的西域异士朋友这套方案，之所以让李素技术上越想越可行，就是因为他们非常贴合雒阳周边的地理环境实际情况。
雒阳新城用水，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新城的位置比新城旁边的伊洛水水面水位要高很多，从河里汲水上来成本太高，一百多万人要用，不可能都靠水车提甚至是提桶。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盲区，连李素和诸葛亮都没有想到——伊洛水的水面水位低，这不是一贯如此的，
只要往上游追溯百余里，就可以发现，伊水在流出伏牛山、进入伏牛山和邙山之间时，在龙门伊阙这个位置被山夹住，上游的水位还是很高的，绝对海拔落差能比下游流入黄河那个点位高出数十丈。
是穿山冲出龙门伊阙时，损失了大量的落差和动能，短短十里龙门谷，落差就降了二十多丈，离开山区后进入河洛平原，后续一百里几乎没有再降多少，是很平缓的。
罗马式修高架水渠的核心思路，就是“尽量别浪费河流、水源的天然落差”。
如果有三十丈落差，要分配到一百多里路的河道沿途。天然状态下前十里就花掉了二十丈，后一百里才分十丈。
那么修了高架水渠之后，前十里不能让河水下降得快，要省着点用，只降低两丈。省下来的十八丈，分给后续的一百里用。这样每一段流速都一样平稳。
这种微操，在古代很难实现，罗马人其实也不是很精确，不过够用就好。
玩过“刺客信条”系列那些意大利背景地图的玩家，应该都不陌生那种古罗马高架水渠遗迹的样子，知道大致是个什么落差粗糙度。
现代真正对这种操作掌握精确的，是华夏的“南水北调”工程。
后世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湖北方城垭口让汉水突破桐柏山后（就是李素现在要修博望-叶县-昆阳运河的那个位置），水位海拔是147米，到北平城的终点水库水面海拔是49米。
总共才98米折合汉朝42丈的落差，21世纪的工程科技要实现让河水自流1300公里远的壮举。那才叫一丁点天然落差都不能浪费。
哪怕是“穿黄工程”这种高难度点，都只给你7米的落差损失额度。
（汉水的水从黄河底下过去，过河前高于黄河河面很多，急速下降从底下穿过去。过完黄河之后还要再抬升回来，相当于连通器原理，不能放任水位降到比黄河河面还低。这个“跨越黄河的连通器”的压力损失只许有7米。
因为如果过完黄河后水位一直黄河河面还低的话，那就比北京城的海拔还低了，没法继续往北流。从新乡到北京最后500多公里，还要靠连通器反抬挽救回来的这丁点海拔，来提供自流动力。）
相比之下，李素现在要发掘的技术，只是依托罗马人的勘测和设计精度，做到“二十丈落差，供一百二十里河道均匀使用。全程水面下降速度均匀一致，每段高架石渠海拔精确到尺”，这个难度要求会低得多。
（南水北调的海拔调度精确要求，就不是精确到尺了，要精确到厘米）
何况，李素早些年也不是没做挖运河修水利的探索，他用铅垂和简易气泡水平仪、利用三角函数关系的等比观测支架配望远镜搞的“土法测高仪”，都是远超过汉末原本“海拔测量”这一科目水平的黑科技。
李素的海拔、测高勘测技术精度，基本上可以达到大航海时代中期、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否则他怎么敢提出修南阳-颍川运河？否则他当年怎么敢挖掘加爆破、引导西汉水北归故道冲向陈仓城？
李素对水位海拔的利用，本来就是精确到当世一人的地位，而且远超地球上同期第二名。
只不过他之前做出的一些事迹，比如“高祖托梦刘备，地震让汉源改道”这些，都被人认为是天命神迹，没人去解读里面的科学原理，不敢也没机会解读，都保密着呢。
所以世人不知道李素在地理勘测方面其实有多牛逼，他的部分早期成就被归功给神了。
别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
李素是“匿己之功托天有”。
……
于是乎，问题就变成了：高架部分造价至少四十亿，再加上沿着山修的廉价、无需架空部分，再加上测量费，精确设计勘测，整个项目，至少是五十亿钱！
但造好之后，好处也非常明显，可以解决至少几百年的首都生活用水问题、并且让首都新城在选址时就完全不用冒向水灾内涝妥协的风险。
还能让首都选址时不用占用适于灌溉的周边耕地、选址选在相对更便于关东漕运物资支援的位置……这些好处都能收获。
要知道，少占用雒阳周边的耕地，那价值可不是远方同样面积耕地能比的，这里面至少价值差有两三倍。
道理也很简单：按照甄宓之前在长安种地、给百姓包销新鲜蔬菜的经验，特大城市周边的地，未来都可以全种蔬菜，农民自己的口粮都靠外面运，他们只负责提供难以长途储运的、易腐的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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