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林家嘉的鼓动，文会的招商会在三桥街令德书院召开，在此前经马生，丁三公子私下联络晋商大户，把林家嘉的设想转述而出，这些商家一听也感新奇，花银不多，几十两银就能扬名，参于“文会”中去，全是一口应承下来，在这里就要说一说明代又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重农轻商观念，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末等，商人的地位低下，俗话说“一生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就是说如果有哪家女子想嫁入商家，都会收到来自父母亲人的忠告，那样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商人常外出经商，一年里只有几日在家，十年里有九年在外，正所谓“一生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 所以商人对文人很是敬重，文人办个书社，文院、诗会、文会很是看重，往往会有大商贾出资，其目的能得到文人得看重。
正因为这样，今年的文会大家都可以参于其中，连小商户也能加入文会中，前来招商会的商户就多了许多，热闹非凡，加上花样百出的几个买断权，还有可选余地，马上就热闹起来。
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这个明清时期中国最大的商人群体，他们在大明与后金对峙期间，源源不断的将大明朝的粮食、盐铁、火药走私到后金，而这些都是大明律例严禁与后金贸易的违禁品，晋商几乎掏空了大明。一边是大明将士缺粮少衣，发不出军饷，一边是山西晋商将中原紧缺的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东北，甚至直接捐赠白银给后金作为军饷。大清建立后多尔衮当面向晋商致谢，以范永斗为代表的八大山西商人成为大清的皇商，可以说山西商人的发家是靠着出卖大明的利益起来的。
其实不然，在明末乱世每个大臣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和后路，没有一人关心大明的存亡。这能怪晋商吗？明朝的灭亡要说是晋商的作用，还不如说自身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高居庙堂上的一众大明官员，心中没有大明，还要在商人身上捞好处，能怪商人吗？
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要说这里面没有朝廷官员参于其中，打死也不信，黎城在建立营地初期，为何选在一个四面环山，进出不便的黎城县，考虑到了晋商的强大，如果在发展期跟八大晋商硬拼的话，得不偿失，等于跟整个山西商人为敌，而黎城必定要走经商这条路的，目前太原走廊人口最丰，当黎城势力进驻平遥、祁县后，也不得不直面晋商的围攻，好在黎城有自己的工业品产出，冲突不是那么尖锐，特别是成立中央银行，直到目前，人民币的发行直限于辖区内部政府人员的工资发放，就因为晋商的票号太强大，只能慢慢变革。
为了不跟晋商起直接冲突，委员会在进驻黎城起就商定一套规范，止步武安、邯郸。原因就是石家庄是晋商对外输出的集散地，向北就是大同、往返关内外张家口，所以这些地方不掺合，目前太原虽然被黎城控制，而在祁县关防没有撤，对太原只是扶植一个三人组“伪政权”，对晋商的利益没有侵害，反而晋商依赖黎城商品，所以在辛安泉镇纷纷设立分号。黎城的商品通过这些晋商流入到石家庄、杀虎口、张家口分散各地。
当初就因为晋商的胃口很大，黎城不得不扶植一批小商号，优先供应紧俏商品，像余有发、费自玉、张和兴、赵清之等等，人民币的公开发行，等于把晋商的票号生意直接拍死，而黎城也没有掌控全国，只能在自家地盘上经营，为了防止被商人做空，所以还不能公开发行。在黎城目前就有八大晋商营造的会馆达五个，山西会馆、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秦晋会馆、潞泽会馆，票行七处。
晋商的强大，在于流通，目前黎城商品流通大部被晋商掌控，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现今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入关开始，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越过黄河浮桥就是黎城地界，于是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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