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鸥有些好奇孙齐圣给陶小霜带了些什么，就伸着脖子往那包里看。背包里面放着几个渗出油渍的牛皮纸袋,她还闻到其中一袋有万年青的葱香味——那是一种上海特产的葱油饼干，陶小霜从小到大都很爱吃的。
她的心情又开始纠结了，她一面觉得孙齐圣对霜霜好像也不错，可一面又觉得16岁就早恋肯定是不对的。
陶小霜的肚子早饿了，一口气就吃了大半盒的炒饭。吃完口渴的她接过孙齐圣见机递来的水壶，仰头喝了几口后，眼角瞟见宁鸥探头，以为她也渴了，就问:“鸥鸥，你要喝吗？”
“嗯”，宁鸥接过水壶，闷闷的喝了几口，陶小霜这时也发现孙齐圣买的几袋好吃的了，她拿出来分给宁鸥和孙齐圣，嗜甜的宁鸥吃香脆饼、糖麻花、孙齐圣则是荠菜春卷、葱油饼干，有东西吃两人总算是消停了。
陶小霜看着炒饭里金黄的炒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从前天昨天的芙蓉蛋到今天的蛋炒饭，二舅家这一旬的蛋票都用在自己身上了。
回忆‘旧事’时，让陶小霜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这时候的中国居然流通着两种货币，一种自然是人民币，一种则是各种票证了。这时候，日常吃穿用所要用到的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在陶小霜的记忆里，光是吃的票就有粮油票、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糖类票，豆制品票等等各种票；而穿的和用的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什么闹钟票、木床票、自行车票、手表票，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至于蛋票，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用来购买鸡鸭蛋的票。
这两年里，因为受到全国铁路运输时有中断的影响，上海的物资供应总是处于时多时少的窘迫状态——少的时候很多，多的时候很少。
这种物资供应的窘态自然也表现在蛋票上。
因为夏季是禽蛋的淡季，所以今年的梅雨季后，每月里的蛋票对应可买的鸡蛋从一斤半减到了一斤二两，而且票要一月一发——月初发下联单的小三张，分为三旬用。比如8月发的票，1日到10日用上旬票，可买四两，11日到20日用中旬票，也可买四两，以此类推；一个月内，旬票可以挪后用，但不能提前用。这么复杂的规律陶小霜还能‘记得’，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按照这个规律，陶小霜轻易就算出了这两天为了给自己做病号饭，二舅家里8月中旬的蛋票是用完了的。
蛋票是由居委会按着户口发放的。发放时，户口又分为大小户，5人及以上的家庭是大户，5人以下的则是小户；大户是上述的一斤二两，小户少二两，只有一斤。二舅家是大户，但户口上只有6口人，陶小霜的户口跟着母亲落在高家，程迎军则按政策是临时户口。
又因为城市居民的粮食关系是跟着户籍走的，所以陶小霜在二舅家住了10年，她的所有票证都是先发在高家，再由母亲带给她——别人是一次分配，到陶小霜这里就是两次分配。
陶小霜记得高家不会扣下自己的票，但也不会‘调剂’票给自己。哪家哪户没有个大病小灾的时候，所以像她这次一个人吃了一家人一旬鸡蛋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年月里很常见；一般类似的情况发生后，都会在家庭内部进行调剂——也就是一家人扯着用，实在不够的话还可以在亲友间再借一点。
但发生在陶小霜的身上就不行了！
如果是两天前，事情会这样发展：徐阿婆根本不会向母亲提起蛋票的事，二舅和二舅妈也会认了这损失，可陶小霜怎么能搞浆糊呢，她只会两个月都不碰鸡蛋，直到把‘债’还清。
而现在嘛，只要再等上几天，她就能轻松还上‘债’，几张蛋票算什么，以后就连鸡蛋——她都能想买就买、想吃就吃！不止鸡蛋，大肉、荤油、水果、糕点，以后她都可以尽情的吃！吃饱！吃好！
想到这里，即使两世为人，前世还曾在上海滩见过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头火热。饿也饿不着吃也吃不饱的苦日子一过就是16年，现在总算是要结束了！
……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肉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肉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肉可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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