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票证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这时出远门必备的全国通用粮票，因为其主要供异地出差的办事人员和地方调拨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围则是全国。
而地方粮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粮票，那都是一季度一发的，用不完就过期作废，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内使用。当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沪上的各家大饭店居然只收全国通用粮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粮票了。
简而言之，这个年月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票证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票证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证的分配和使用极其复杂多变，说夸张一点，怎么得到和使用这些票证甚至都成了一门过日子的学问，精通这门学问才能当好家过好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年月里，从小寄住在舅舅家里等着二次分配票证的陶小霜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满足的时候。而口腹之欲长期得不到满足，人类就会对吃这种行为产生出贪婪的欲/望，陶小霜也不例外。
再美好的想象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所以，只是憧憬了一下以后大吃大喝的好日子，她就被饭盒里发出诱人香味的金黄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饭拉回了神。吃几口炒饭就喝一口酸梅汤下饭，她很快就把一饭盒的炒饭全吃下了肚。满足地放下饭盒，陶小霜想了想，对孙齐圣说，“大圣，你也去打牌吧，有宁鸥陪……”
一旁的宁鸥抢着说道，“对，我们不需要你，女同学聊天，男同学走开！”
孙齐圣把装满葱油饼干的袋子交给陶小霜，说道，“聊饿了就吃点”，说罢转身走了。
……
上午十一点，白炽的烈日开始升向天空的最高点。
聊累的两人赤脚朝外，横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爱蓉了。”宁鸥很突兀的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陶小霜不由楞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会才想起了倪爱蓉是谁。
倪爱蓉其人曾经和宁鸥一样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鸥鸥、霜霜，两年前三人曾这样亲密的互喊小名。
陶小霜上小学时，三人恰巧分在了一个班里，从四年级到小学毕业，倪爱蓉都一直是班长，而陶小霜一直是文艺委员，宁鸥则是雷打不动的体育委员。
上了初中后，倪爱蓉和陶小霜都考进了第9中学，宁鸥搬了家转到了其它的学校，但三人的感情却是越来越好了。陶小霜记得自己和倪爱蓉总是一起上学放学，星期日还叫上宁鸥一起去市中心的大马路逛街。
直到两年前，那场大运动改变了一切。激烈的派性斗争，血染的两条路线，社会动荡中，所有人都必须选择一个立场：是做造反派，还是做保皇党，或者是做个逍遥派！倪爱蓉选择做了个造反派，陶小霜和宁鸥却无心运动所以做了逍遥派，于是三个好朋友开始渐行渐远。到了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件事使两人和倪爱蓉之间出现了彻底的裂痕。
复课后，倪爱蓉作为运动活跃分子带头批判年级里的逍遥派，她‘大公无私’点了陶小霜的名，在全校大会上说陶小霜是消极分子，自己誓要和这个拖革命后腿的坏朋友断绝关系!
被好朋友突然捅了一刀，陶小霜那时的心情真是既惊讶又愤怒，不过她并不害怕，因为无论是从陶家程家甚至是她户口所在的高家来算她都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出身。
事实上这几年里能当逍遥派的人大都出身好，要不然哪容得他们置身事外呀。有出身好这块免死金牌在，学校里批判逍遥派的运动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的一年里陶小霜在学校里也常和倪爱蓉照面；每次遇见她，陶小霜总是装作没看见直接走开。
如果是以前，陶小霜还会为好友的背叛伤心和不解，现在的她却一下就放下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和倪爱蓉已经不是一路人了呀。
想明白后，陶小霜就问道：“鸥鸥，遇见她之后怎么呢？”
宁鸥脸色有些不好的说道：“当时我正下船，没留意到她，是她主动走过来和我说话的。她和我说，警备区文工团到你们学校招人，就两个名额，你们学校革委会推荐后她被选上了。”
“哦，是吗？”陶小霜不知道文工团的事，她有些惊讶，但并不意外。
这时的陶小霜已经能很客观的看待倪爱蓉这个曾经的好朋友了：这人聪明又漂亮，但是功利心很重，她说过她做造反派就是为了能继续上进。所以，66年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时，陶小霜从早到晚待在同寿里的二舅家帮着外婆做家务，宁鸥则趁机学会了蝶泳和滑冰；与此同时，倪爱蓉却是学校大批判专栏的积极投稿人和学校里活跃的运动员。她做了两年的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让掌握学校大权的革委会对她另眼相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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