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朝廷官吏派出任。比如县一级的“知县事”，高级官吏则称“判县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东都朝堂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则称为“路”。需要注意的是，宋代有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的设置，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级别的权力体制，比如，没有一个路级官长可以统管一路的总体事务。但是路一级官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
漕司，就是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
宪司，就是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罚和点狱。
仓司，就是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
帅司，就是安抚司，也称为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有宋一朝，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而只有二级，从而在路一级的官员和职能就没有一致性。
宋朝的官职制度
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确定的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改革官制时，文官（京朝官）定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包括选人），还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这个是需要皇上或者上司在需要的时候指定专人去担任某项职位的，所以，阶官决定一个人每月赚多少钱，差遣决定一个人有多大权力。因为阶官大大多于差遣，所以形成严重的冗官现象。那些职官或者贴职，则是给一些特殊部门的虚衔。除了这些候补官员只拿钱不干活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荫补官、勋爵官、名誉官，都是永久只拿钱不干活的冗官。这个领域是范仲淹庆历改革的对象。
宋朝的赋税制度
这个制度事关宋朝的财政收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主要有如下内容。
青苗法，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也就是说这种打着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幌子的官府借贷，年息最低的是百分之四十（40%）。作用：它的目的从设计上的帮助农民，变成了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将贷款从私人手中收归官府，实质上加剧了民和官府的矛盾。问题：鼓励农民饮鸩止渴，寅吃卯粮，实质上加重农民负担，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农民的付出并没有增加朝廷的财政的收入。变法前后的比较：之前用常平仓应对年景的丰歉，部分功能从设计上说，用青苗法代替，但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新增税法，提到的作用，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改革利小害大，不应该出笼。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作用：给有一定承担能力的农民提供了在劳役和钱粮方式缴纳赋税中选择的灵活性，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农民，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能有多余的钱募役。变法前后比较：劳役和钱粮互换，本质上和负担上没有后差别，但是官府的强迫和增加杂税，就极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还有，凡是变法，都要增加官吏去推行，这又是一个盘剥环节，所以这个变法也是有害无利，不如不变。
方田均税法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这项法规，也没有本质的变化，而是改进了操作，等于是在实际基础上的实施。这项实施，因为增加了田赋的基数，在这个新的比以前更大的基数上，即使不增加田赋比例，也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不过，这个也没有必要打着变法的旗号，只需要选派能吏推展已存制度，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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